王晋斌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本文转载自5月27日《环球》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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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的数据，受疫情冲击，在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经济保持了较强势的恢复和增长，同时出现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高通胀。至今年4月，美国年通胀率降至3.4%，但仍远高于2%的美联储长期通胀目标。
图1、3月6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出席听证会
事实上，美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美元霸权体系，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方式来强力刺激经济。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与全球其他经济体高度关联——美国进出口规模巨大，任何剧烈的经济波动都可能对全球贸易产生深远影响；美元是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美元价值的波动，对全球经济稳定性造成显著影响；美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具有巨大外溢效应，是影响世界经济的重要因素。
在此种情况下，美国本应在考虑自身利益的同时，承担起维护全球共同利益、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开创人类共同未来的责任。然而，多年来美国对内治理失策，导致国内经济社会深层次问题集中爆发；对外漠视国际责任，放任自身宏观政策造成负面外溢效应，破坏了世界经济稳定与秩序。对此，世界各国都需要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宏观政策的负面效应
从历史上看，美国宏观政策调整给全球经济带来诸多负面效应。比如，上世纪50至60年代，美国为满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融资需求，不断调低美国货币发行中的黄金/通货比例，并在1968年末取消了黄金作为高能货币的作用，从货币发行制度上破坏了固定汇率制的基础。
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下，美国出台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依靠美元霸权体系为财政赤字融资。
为刺激消费，2020～2021年，美国分3轮对居民和家庭进行大规模财政直接转移支付。2020年3月下旬，为应对金融大动荡，美联储采取零利率无上限宽松政策，堪称史上最激进的量化宽松（QE）政策，并从2020年4月开始大规模购买国债，为市场注入流动性。2020年4月至美联储缩表前的2022年5月，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端增加了近2.5万亿美元国债。美联储支持了美国财政赤字货币化，成为美国政府的融资工具。
由于美元货币体系仍是主导性国际货币体系，美国大规模向市场投放流动性，导致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泛滥。
激进的货币财政政策推高了美国通胀，2021年3月美国通胀率就超过了2%，2022年6月甚至高达9%。为抑制通胀，美联储在2022年3月开启激进的加息模式，至2023年7月一共加息11次、加息525个基点，美国市场利率至今还维持在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诱使大量资金流向美国，导致很多新兴经济体出现金融和汇率动荡，美国金融周期对世界经济形成了显著的负面外溢效应。
过去几年，美国正是依靠美元货币体系大规模融资，以降低疫情对美国国内经济的冲击，却对世界经济造成了损害。
债务“雪球”越滚越大
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导致美国政府债务规模快速膨胀，债务上限形同虚设。早在1917年，美国国会就以立法形式确立国债的限额发行制度，当时确定的上限为115亿美元。至今，美国债务上限总共提高了110多次，1960年以来平均每9个月就会提高一次。美国政府债务“软”上限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图2、2023年3月10日，美国硅谷银行因资不抵债遭金融监管部门关闭。图为人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的硅谷银行总部外排队等候办理业务
2023年1月19日美国债务已达到2021年12月16日确定的31.4万亿美元上限。2023年6月美国民主、共和两党达成一致，暂停实施债务上限，一直到2025年1月1日。
也正是从2023年6月开始，美国政府债务快速增长。美国财政部网站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16日，美国国债总规模接近34.6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约120%。这些惊人数据导致担忧情绪已从美国相关监管机构，蔓延至政府机构和金融巨头，甚至有知名华尔街公司怀疑，与债务相关的成本可能会对股市上涨构成重大风险。
同时，美国家庭债务总量也在攀升。据纽约联储发布的《家庭债务和信贷季度报告》，截至2024年一季度，美国家庭债务总量高达17.69万亿美元。其中，抵押贷款债务达12.44万亿美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就指出，美国当前的财政政策立场与长期财政可持续性不符，尤其令人担忧。美联储主席鲍威尔5月中旬也表示，美国财政政策正走在不可持续的道路上，必须尽早处理巨额赤字问题。
激增的预算赤字是债务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且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这种情况只会变得更糟。该机构预测，2024财年（2023年10月1日~2024年9月30日）美国将出现1.6万亿美元的预算赤字。其还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如此高的赤字水平在经济低迷时期很常见，而在美国自疫情后相对繁荣的大部分时期并不常见。
依靠债务刺激增长是美国经济的长期现象，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社会储蓄率过低。尽管为应对疫情实施的财政刺激政策使美国居民储蓄率有所上升，但随后美国储蓄率又转而不断下降，截至今年3月，美国个人储蓄率仅为3.2%。
过度依赖债务和低储蓄率使得美国经济增长在面对冲击时，暴露出脆弱性，也因此不得不依靠政府发债刺激，债务雪球于是越滚越大。美国政府债务的不可持续性，为世界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埋下巨大隐患。
内外部发展“双失衡”
长期以来，美国经济一直处于内外部发展均不平衡的状态。
内部不平衡表现为储蓄-投资失衡。1990～2023年，美国个人储蓄率年度均值仅6.2%。如果剔除2020～2021年间大规模财政转移支付带来的影响，1990～2023年美国个人储蓄率年度均值只有5.7%。
外部不平衡，表现为美国长期对外贸易赤字。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为3948亿美元，随后赤字规模不断扩大，到2022年达到惊人的9512亿美元，2023年也高达7798亿美元。
巨大的贸易赤字使得美国需要大规模从外部融资，这进一步导致全球金融失衡。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数据，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接近平衡，对外投资资产与负债相对匹配。
但随着美国居民储蓄率从1992年的9.4%下降至2007年的2.5%，经常账户赤字规模扩大导致美国大量从外部融资，美国净国际投资头寸（即款项）为负，到2008年底接近负4万亿美元；2020年疫情冲击导致美国进一步大规模从外部融资，截至2023年底，美国净国际投资头寸依然为负，甚至高达负19.8万亿美元，创造美国对外净负债的历史新高。
美国政府大规模赤字和个人过低的储蓄率，是美国经济内外部“双失衡”的内在原因，也是导致世界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然而美国并未对此进行反思，反而以所谓亚洲“过度储蓄”、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等为借口，无端指责他国的经济政策；以“美式双标”支撑其自利性发展模式，通过继续利用大规模净借入资金以在全球获取投资的净正收益，充当“全球风险资本家”，维护其全球垄断资本的利益。
泛化“国家安全”，滥用保护主义
美国把经济失衡的内部原因归结于对外贸易，颠倒了经济机制的逻辑，并把这种错误逻辑应用于对外经贸和投资政策。为降低对外贸易赤字，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后，美国挑起大规模对外经贸摩擦，中国成为重点针对方，美国对高达3000亿美元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高关税。
近期，拜登政府针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180亿美元新能源产品进一步加征高关税，严重违背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据WTO的数据，2023年全球贸易限制措施超过3000项，是2017年的约5倍。其中，2021年美国新出台的贸易限制措施占全球新出台贸易限制措施的32%，美国成为加剧全球贸易摩擦的主要推手。
与此同时，美国声称保护自身利益，推动经济问题泛安全化，导致世界经济进入地缘大博弈时代，破坏了全球和平发展的大环境。美国制造全球贸易摩擦、拱火乌克兰危机，导致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巨变。通过地缘政治关系推动制造业“友岸”“近岸”外包，通过大规模财政补贴迫使或者诱导制造业回流等做法，降低了全球产供链效率，将地缘政治成本嵌入全球贸易和投资，从而减少了产业链在全球的跨空间配置机会，影响全球分工效率，最终造成巨大的产出损失。
美国挑起和推动地缘政治冲突和区域割裂，还增加了全球经贸体系和产业链分割的风险，加重了全球经济碎片化，压低全球经济的福利水平。
当前，世界各国更应对美国经济问题的溢出效应进行深度思考和积极应对，维护本国及本地区的公平发展权利，打造建立在合作、平衡、共享、包容基础上的世界经济发展环境，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根本上破除美国经济问题导致的负面外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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