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20日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5.25%至5.5%之间不变。
这是自去年9月以来美联储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
美联储发表声明称，在对通胀率持续向2%的长期目标迈进抱有更大信心之前，降低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是不合适的”。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截图
“我们实际上是在向子孙后代借钱”
美国劳工部本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2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3.2%，高于预期；环比上涨0.4%，是自去年9月以来的最大涨幅。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美国通胀压力依然较高。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截图
美联储曾在1月货币政策会议后提到，要以“更大信心”实现降通胀的目标。
根据美联储20日发布的最新一期经济前景预期，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9名成员中有9人认为，美联储年内将实现降息。
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同一天表示，2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数据说明，美国当前的通胀压力依然较高，要实现降息还需要等待。
外界注意到，鲍威尔近期有关利率政策的多次表态大都模棱两可：一方面强调，过快降息可能会输掉抗击通胀之战，并且很可能不得不再次加息；另一方面又“自我警告”——决定是否降息的等待时间过长，会给美国经济增长带来风险。
其实对美国经济而言，利率高企本身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在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总共11次、总计525个基点的本轮疯狂加息结束时，美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已经高到美国经济无法承受的地步：当前美国联邦债务规模已膨胀至34.5万亿美元。
美国财政部数据截图
虽然这对于靠债吃饭的美国来说没啥大不了，但如今情况不同了：以往的举债大多发生在低利率时期，而美联储的疯狂加息已经把美债变成了“高利贷”。
由于偿债成本不断上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未来四年，美国政府预算赤字在GDP中占比将达6.5%至8%之间，较2022年的不到4%大幅上升；此外，预计到2028年，债息支出占GDP的比例将从2022年的不到3%升至4.5%。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截图
就连本轮激进加息的主要操盘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近期都罕见地“越界”评论起美国的财政政策并且做出悲观判断。
在上月初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栏目专访时，鲍威尔评论认为,美国当前财政政策“不可持续”，急需“纠偏”。
鲍威尔说：“美国联邦政府正走在一条不可持续的财政道路上，这意味着债务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速度，这是不可持续的。从长远看，我们实际上是在向子孙后代借钱，现在是我们重新将财政可持续性放在首位的时候了，越早越好。”
《60分钟》栏目社交媒体截图
“经济增长放缓导致了悲观主义”
虽然人人都看到了问题，但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财政政策的“可持续”目标难以实现。
在本财年开始之际，美国债务规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已高达123%，而在20年前还仅为60%。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截图
专业人士提醒，为了减少债务，美国政府必须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然而，这两者在当下的美国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首先是两党在减债问题上水火不容。
白宫和民主党人指责共和党多年来服务于大公司和富人的减税政策导致债务不断增加，主张改减税为增税；而共和党方面则指责拜登政府不负责任地大把花钱是债台高筑的罪魁祸首，极力要卡死白宫的钱袋子。
随着今年大选的临近，债务难题正给两党争斗火上浇油，这从白宫日前向国会提交的2025财年预算案以及共和党人对其反应可见一斑。
民主党政府的预算案包括让亿万富翁和跨国公司“缴纳他们应缴纳的税款”，白宫称这将在“未来10年内减少3万亿美元赤字”。
但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约翰逊将该计划称作“加速美国衰落的路线图”。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截图
按照美国智库彼得森基金会的说法，规模庞大且不断增加的债务“正威胁着美国经济的未来”，因为早就存在的“结构性驱动因素”已经让美国财政政策走上了一条“不可持续的道路”。
彼得森基金会官网截图
“高通胀—高利率—高赤字—高债务”这一结构性循环，不仅累及美国的经济民生，更对美国作为一个传统经济和金融强国的整体信誉造成难以逆转的重创。
受美联储本轮激进加息影响，从去年3月起，美国银行业陷入危机。
更严重的是，美国多次债务违约险情已迫使国际买家纷纷减持美债，更导致国际评级机构对美国信用“降级”。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公司在2023年第四季度债务违约超过190亿美元，其中一半是重复违约。
此外，2023年全年，美国企业债务违约超过910亿美元，较2022年的380亿美元增加了一倍多；美国企业违约率达到5.6%，是自202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路透社报道截图
美国《纽约时报》13日发表题为《我们为什么对未来不抱希望》的评论文章，道出了美国人对未来的悲观和失望。
文章说，随着党派政治变得越来越充满敌意并成为零和游戏，美国人也开始以越来越黯淡和零和的方式看待未来。一次又一次民调显示，美国人对自己的国家、政治和未来的信心不断下降。
文章认为，物质基础发生变化是人们对未来感到悲观最主要的原因。自二战结束后，美国每一代人在他中年时期的经济增长水平都低于他的青年时期，而晚年的经济增长水平则会进一步下降。
文章总结说，并不是悲观主义导致经济增长放缓，而是经济增长放缓导致了悲观主义。
《纽约时报》报道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