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空心致疾积难返
二战后，美国推动三轮低端产业（主要是制造业）向外转移，自身发展附加值高的金融服务业和军工、汽车、芯片、生物制药等高科技制造业，从而建立起世界“撇笑”型产业布局，隐蔽而有力地实现着巨大的经济霸权利益。然而，随着纺织、皮革、塑料、食品、石油、木材等低端产业向外转移，以及汽车产业失去世界竞争力，导致美国经济结构严重歧化，产业空心化问题突出。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1950年的40%降至2020年的11%。这种空心化虽然对美国就业率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但对商品贸易、民众收入和民主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一是严重依赖商品贸易。由于低端产业向外转移，美国社会基本不再生产各种日常生活消费品，以及缺乏塑料、食品、石油、木材等加工产业。这些商品基本上都需要依赖国际贸易，必须从后发展国家进口。以至于美国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贸易额远不能抵消对中低端商品的进口贸易额，导致商品贸易逆差持续攀升。从1948年的贸易顺差45.7 亿美元，转变为1991年贸易逆差866.3亿美元，再到2021年贸易逆差1.18万亿美元。由于美国在中低端商品上严重依赖世界贸易，严重依赖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中低端商品，因此当特朗普意图通过贸易战而扭转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态势，拜登意图发起新的冷战时，都变得不太可能。
二是金融贪婪致全球危机。金融业高度发达为美国收割全球财富创造条件的同时，也为美国埋下了巨大的金融核弹。最近的就有由次贷危机引爆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贪婪的华尔街金融大家们为了赚取更多的利益，在新世纪初期美国住房市场高度繁荣时，持续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贷款，甚至一些在通常情况下被认为不具备偿还能力的借款人也获得了购房贷款，培育起了庞大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
2004—2006年美联储连续17次提息，在成功降温住房市场的同时，也加重了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很多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借款人无法按期偿还借款。于是，2007年春季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开始显现，8月开始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2008年10月初，次贷危机演变为金融海啸，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对国际金融秩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全球各国都不得不为华尔街的贪婪买单。
三是经济不平等愈加严重。在金融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主导下的产业空心化，使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截至2020年，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占有全国近25%的收入。收入前10%的精英群体与中下层民众的差距日趋明显。一直令美国社会引以为豪的中产阶级的境遇每况愈下，逐渐坠入低收入阶层。经济不平等的日益加剧引发社会领域的不平等，进而导致阶层固化等困境层出不穷。高收入与低收入两大阶层的裂痕越发明显，富人与穷人间的对立越发严重。阶层的裂痕硬生生把大家对权利平等的想象和共同身份的认同撕扯得支离破碎，阶层之间相互质疑、彼此猜忌，甚至谩骂攻击，为政治极化浮出水面提供了经济根源。
四是民粹主义强势崛起。由于产业空心化而出现的收入差距扩大，导致美国民粹主义盛行。民粹主义具有反精英、反体制、推崇暴力话语、倡导极端平民主义立场等鲜明特征。其中，左翼民粹主义以城乡低收入群体、外来移民等草根阶层为主体，将生活窘境归咎于精英阶层的操纵和现行体制的缺陷，主张通过改变规则和制度以谋求发展空间；右翼民粹主义则以中产阶层尤其是“铁锈地带”的白人蓝领为主体，认为经济全球化导致美国制造业衰落，外来移民抢占就业机会和福利份额，外来文化引发主流道德沦陷和社会分裂加剧，坚决反对高税收，拒绝医保改革。左翼和右翼都不喜欢富人，认为富人抢走了他们的财富；但右翼更不喜欢左翼，认为穷人得到太多社会福利，而这些都来自他们的纳税。
五是政治极化日趋严重。在民粹主义的驱使下，各个群体都加强了身份认同。特别是生活在农业州和“铁锈地带”的白人群体，面对席卷而来的移民浪潮和咄咄逼人的移民诉求，“受害者情结”被激发，最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回应性身份政治”。结果是：身份政治不再是边缘对抗中心的反抗政治，而是同处边缘的文化族群间的对抗政治。原本应以大众利益为根、以共识政治为本的民主政治，沦落为追求狭隘的族群利益、特定的身份属性的部落政治。共和党正在成为白人政党，民主党正成为少数人群政党；身份将慢慢取代经济和意识形态，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分歧。
未来美国是展开双臂拥抱更广阔的世界，还是亦步亦趋回归保守，是给予外来移民更多的权益和关爱，还是关注白人蓝领、推崇白人至上主义，这是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根本性分歧所在，更是美国政治极化的焦点所在。2021年1月6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们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反对拜登当选，一些抗议示威者冲进国会与警察发生冲突，造成包括一名国会警察在内的5人死亡、约140 名执法人员受伤。这次国会事件严重损害了美国民主的价值观念，侵蚀了民主根基，民主“灯塔国”的形象坍塌。
——摘录自《变局·谋节——新制胜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