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 曦
全球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地缘政治高度紧张、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频繁发生……2024年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开启了。联合国、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均对2024年的世界经济增长给出了相对悲观的预测，疲弱的增长将进一步放缓至3%以下，长期低增长时代已经到来。作为推动复苏进程的关键工具和动力，全球货币、财政、产业等宏观经济政策均面临严峻挑战。
就货币政策而言，2024年全球央行在管理通胀、增长、就业以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过程中，将继续面临艰难权衡。回顾2022年和2023年年初，全球大部分央行在快速同步紧缩之后，货币政策已开始趋向分化。中国人民银行等少数央行率先抵制全球紧缩趋势，随后更多央行开始放宽货币政策，至2023年年底，全球130家央行中有28家降低了政策利率，但全球货币政策总体依然保持紧缩。尽管有预计2024年越来越多的央行将转向量化宽松以支持总需求，但其政策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所采取的行动。
特别是美联储、欧洲央行和英格兰银行的货币政策立场，对于全球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都至关重要，而这些经济体央行普遍面临两难抉择：一方面，2023年以来美国、欧盟和英国等发达经济体名义工资不断增长以及中东地区冲突升级预示着更持久的通胀压力，导致这些央行难以结束紧缩周期；另一方面，本轮货币紧缩政策涉及的撤回流动性支持对发达经济体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普遍产生不利影响，可能迫使这些央行在2024年更早暂停量化紧缩并注入流动性以缓解金融压力。对于广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央行，则将面临不断加剧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和债务可持续问题。预计2024年除中国等少数国家继续实施相对宽松，全球货币周期的转折点在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压力进一步减弱之前依然难以预见，国际融资环境依然趋向紧张。
就财政政策而言，由于全球利率上升和流动性紧缩，全球大部分国家财政空间正加速收窄。在2020年新冠疫情大暴发后，各国政府普遍采取宽松的财政政策来应对疫情危机、刺激经济复苏并平抑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022年年初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利率大幅上升及流动性持续紧缩，进一步加剧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但2023年全球近半的主要经济体依然继续采取宽松的财政政策，其凸显出财政政策仍是短期内刺激总需求和增长的核心工具。
对于发达经济体，由于美国、欧盟、日本等普遍呈现人口老龄化以及医疗、教育成本推动社会支出压力高企，加之能源转型投资和偿债成本上升，财政赤字在2024年将依然保持较高水平。对于发展中国家，主权利差飙升推高了借贷成本，从而加大财政平衡压力并削弱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投资等刚性支出能力，财政脆弱性显著提升，2023年超过50个发展中经济体需要将10%以上的政府总收入用于支付利息。预计2024年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将在实施逆周期财政调节政策、重建财政缓冲空间、扩大财政收入、维持经常性支出、加强公共投资和筑牢社会保障安全网等诸多方面受到严重制约。
就产业政策而言，由于货币和财政两大宏观经济调控工具面临限制，越来越多的政府将产业政策置于国家宏观政策议程的核心，致力于实现改变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多元化、推进工业化、完成技术升级等战略目标。在具体层面，产业政策不仅可以保护幼稚工业、优化政府采购、支持科技和创新、促进国际贸易和跨国直接投资，还可以影响金融资源分配，并有利于解决普遍存在的外部性、专有性、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灵问题，从而更好地提升经济效率。
近十年来，全球经济衰退以及公共卫生、地缘政治、气候变化等多重全球性危机导致产业链供应链脆弱性凸显，进一步推动主要经济体扩大产业政策以维护或加强竞争优势、经济韧性乃至国家安全。据联合国统计，全球层面产业政策措施数量从2010年20余项快速增长至2022年接近1600余项，产业政策措施占贸易政策措施的份额也从2010年8%左右上升至2022年接近40%。
据经合组织研究，全球研发投资也在2022年达到2.5万亿美元历史新高，美国、中国、日本、德国、韩国这五国占全球研发投资的70%以上，重点致力于加强创新、绿色化和数字化转型及支持其他先进技术发展。而对于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产业政策的努力受制于有限的财政资源及薄弱的机构能力和政治承诺，仍然服从于其他社会优先事项，研发投资占GDP比重普遍呈下降趋势。预计2024年世界各国政府产业政策的分化将进一步加剧全球技术鸿沟乃至国际市场竞争力鸿沟。
面对高风险和高不确定性，中国等大型经济体在过去四年表现出优于预期的韧性和稳定性，为全球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而要推动全球经济加速走出泥潭，则有赖于世界各国建设性管控矛盾、弥合分歧、加强合作，通过协同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促进包容、弹性、可持续的复苏进程。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