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政府将对华战略目标调整为“长期竞赢中国”，而美国的全球霸权高度依赖其科技创新能力。在未来十年的中美关系中，科技竞争或成为关键因素。美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仍然非常强大，但在技术应用方面则因“去工业化”影响，掣肘较大。对此，中国要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有效平衡政府主导的创新和市场主导的创新之间的关系；鼓励颠覆性技术创新；增强核心技术自给能力。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摒弃了特朗普政府蛮横粗暴的做法，而采取“聪明竞争”(SmartCompetition)政策，即在国际上极力编织由其主导的经济联盟网络，通过强化七国集团，构建新的“印太经济框架”、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等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并在双边层面打造英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产业与科技合作的战略支点国家，试图在全球形成对华经济竞争的“协同作战”态势。而在国内层面，拜登政府一反常态，先后通过了在基建、芯片和新能源等方面具有产业政策性质的立法，全面助推美国产业复兴。

    然而，中国的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在美国的极限施压之下，表现出了极强的韧性。相反，美国却因此承受着各种高昂的代价。尤其是在遭遇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这两场地缘政治危机之后，美国的全球霸权控制力显得捉襟见肘。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将战略目标从“短期击败中国”调整为“长期竞赢中国”，即争取用十年的时间重演当年对苏联“不战而胜”的故事。

    在未来十年中美战略竞争的“决胜局”中，科技竞争是关键因素。美国的全球性霸权地位高度依赖其在科技方面的领先能力。强大的军事霸权和金融霸权是美国霸权的两大关键性根基，但都仰仗美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支撑，否则这两大霸权都将难以为继。

    中美在技术领域的竞争分为两个维度：一个是技术创新的竞争，另一个是技术应用的竞争。

    目前来看，美国国内的技术创新生态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以硅谷为代表的美国创新体系，整体仍然呈现比较活跃的状态，美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引领技术创新的能力仍然非常强大。这在人工智能领域表现非常明显，以苹果、英伟达、谷歌、微软、SpaceX为代表的“超级企业”展现了美国私营部门极强的技术创新能力。

    而技术应用则高度依赖一个比较完善的产业生态系统。由于大量产业转移和国内产业衰落，美国在技术应用和产业化上受到较大的掣肘。比如，尽管美国在电动汽车产业领域拥有领先技术，但特斯拉只有在中国投资设厂，才能在全球竞争中获胜。

    美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现了“去工业化”的状态，其技术创新缺乏足够的产业转化动力支撑，也缺乏足够的应用场景。因此，美国的技术创新是“缺乏产业依托的创新”。这也是拜登政府要推行以“友岸外包”和“本土回流”为核心的现代产业战略的主要原因。

    同时，为了弥补本土应用场景不足的缺点，拜登政府在半导体、人工智能、航天等领域大力开展科技外交，构建跨国科技合作网络，通过国际技术合作来改善美国的创新环境，以提升自身在科技领域的引领能力和创新动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美国构建的“芯片联盟”，以及推进新一轮探月工程和开发利用太空资源的《阿尔忒弥斯协定》。前者旨在通过建立多国协同技术出口管制，阻止中国在半导体产业中实现技术突围；后者旨在通过多国合作、资源共享，在同中国的登月竞赛中赢得先机。

    相比之下，中国具有强大的产业基础和完善的产业生态，以华为、大疆、比亚迪、宁德时代、中国商飞等为代表的中国“超级企业”在推动产业发展中不断谋求渐进式技术创新，取得了重大的技术成就。中国活跃的产业集群给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强大的产业依托，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给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

    然而，中国在基础科学、人才引进等方面还依然存在不足。而且，一旦美国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形成排华的科技联盟，切断中国技术的海外来源，中国依靠一国之力进行系统性科技创新将面临极其高昂的成本。因此，如何在美国的战略竞争压力下继续保持中国的创新能力和创新动力，检验着中国大国崛起的成色。

    未来十年，中国要全面提升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需要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这涉及系统性的制度设计和体制改革。

    第一，要处理好国有企业主导的创新和民营企业主导的创新之间的关系。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具有不同的特点，在技术创新上也有不同的优势。国有企业资金实力雄厚，技术力量储备较多，而且注重长远规划，是技术创新的主力军。而民营企业体制机制更为灵活，市场意识更强，对新技术更为敏感。两者需要分工配合，优势互补。比如，面对美国在太空领域给中国施加的竞争压力，中国就不能完全依靠国家主导的资源投入来应对，而应该大力鼓励民营企业也加入太空技术探索的行列。

    第二，要处理好渐进式创新和颠覆性创新之间的关系。美国是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国家，因此能多次引领技术和产业革命。相比之下，日本更擅长渐进式创新，国家技术实力雄厚，但是缺乏技术引领能力。中国需要把握两种创新模式的平衡，既要在技术进步上稳扎稳打，鼓励技术积累，又要鼓励颠覆性技术创新，实现技术领域的“弯道超车”。

    第三，要处理好自主创新和开放创新的关系。中国必须努力补齐经济体系中的诸多技术“短板”，以增强在核心技术领域的自给能力。然而科技创新有其自身规律，任何重大的科技创新都离不开全人类的分工合作和共同努力。中美竞争越激烈，中国越是要增强科技创新的开放意识，大力开展科技外交，积极开展同世界各国的科技合作，吸纳全球创新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