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师琰 伦敦报道
当你观看动画片时用牙齿咬住一支笔，强迫你的嘴形成微笑形状，你会发现这种情况下会比你拿着铅笔指向前方，皱眉撅嘴的姿态所观看的同样内容更有趣。——以色列裔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 (Daniel Kahneman) 用大量看似匪夷所思的实证研究证明，人类并非理性的生物，而是本能的生物，任何对于理性行动的思考都必须意识到这种内在偏见。
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时代以来，现代经济学理论一直基于理性代理模型：假设人们是能够基于自身利益做出最优化选择的“理性行为者”。而卡尼曼和他早逝的亲密搭档阿莫斯·特沃斯基 (Amos Tversky ) 的开创性研究颠覆了经济决策受逻辑支配的观念，研究表明，决策往往是基于感知、背景和错误推理，而所有这些都可以被操纵。
乐观主义者特沃斯基1996年因黑色素瘤在59岁英年早逝，比好友年长三岁的悲观主义者卡尼曼继续健康地活着。2002年，他成为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如果阿莫斯没有在1996年去世，他应该和我一起去领这个奖。”卡尼曼说。
2024年3月27日，在庆祝完90岁生日三周后，从未退休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卡尼曼去世。对外宣布他死讯的是特沃斯基的遗孀、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芭芭拉·特沃斯基 (Barbara Tversky) 。在卡尼曼的第二任妻子去世后，两位心理学家共同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四年。
芭芭拉深受维特根斯坦影响，一生致力于研究人的心灵——我们如何感知事物、如何创造事物、如何将思想的产物呈现给世界？她喜欢歌剧，每天至少花一个半小时走路，边走边思考这些永恒的问题。
“年轻人需要大量信息，当你变老时，你不需要信息——你需要的是情感联系。”她在三年前接受采访时说。
而卡尼曼生前更愿意每天花费40分钟在健身器材上边做力量训练边看惊悚片，比如《绝命毒师》、《黑道家族》。他承认自己每天都怀念老搭档特沃斯基，这是他与芭芭拉生活在一起的原因之一。
学术灵魂搭档
1934年3月5 日，卡尼曼出生于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特拉维夫，他的立陶宛裔犹太父母当时正在那儿走亲戚。卡尼曼小时候，他们一家人在巴黎过着惬意的生活，父亲是欧莱雅旗下公司的化学家。随着纳粹加大对法国犹太人的迫害力度，一家人被迫逃亡，从一个村庄搬到另一个村庄。
“我知道上帝非常忙碌，所以我不会要求太多，一次只要求一天，那种感觉就像是被追杀的兔子一样。”后来放弃了信仰的卡尼曼回忆说。最后，他们在法国中部一个海滨小镇的鸡舍里藏身避难。他的父亲有糖尿病，获得药物变得越来越困难，就在盟军诺曼底登陆六周前，死于并发症。
二战后，卡尼曼与母亲和妹妹一起搬到了以色列。15岁时他参加职业测试，结果显示他具备成为一名心理学家的素质。20岁他获得希伯来大学心理学和数学学士学位。1961年，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后返回希伯来大学担任讲师。在那里他遇到了特沃斯基。
对于许多人文学科的从业者来说，卡尼曼与特沃斯基的名字是不可分割的，就像披头士乐队的约翰列侬与麦卡特尼。这对才华横溢的年轻人都拥有令人震惊的丰富思想，都是东欧拉比的孙子却不相信上帝，都想寻找简单而有力的真理，而性格却天差地别。
在2016年为这对创造型搭档所写的传记《毁灭计划：改变我们想法的友谊》中，刘易斯（Michael Lewis）记录了周围人对他们如何走到一起的吃惊与不解：
卡尼曼早起，特沃斯基是夜猫子，共同醒着的时间他们总在一起旁若无人地讨论、不知为何地大笑；卡尼曼始终确信自己错了，特沃斯基始终确信自己是对的；卡尼曼从不参加聚会，特沃斯基是所有聚会的焦点人物；卡尼曼是个悲观主义者，特沃斯基不仅是乐观主义者，而且认为悲观主义是愚蠢的；在卡尼曼的办公室里你什么也找不到，因为太乱了，在特沃斯基的办公室里你什么也找不到，因为那里什么也没有……
“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比任何人与其他人的联系都更深，他们的关系比婚姻更紧密，”特沃斯基的妻子芭芭拉说， “我认为他们在智力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兴奋，全神贯注，就好像他俩都在等待着这一天那样。”
（卡尼曼与搭档特沃斯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他们在一个小型研讨室里，拿着记事本坐在一起寻找恍然大悟的灵感，一遍一遍斟酌每句话，每天最多写一两段。就这样，花了将近一年时间，《不确定性下的判断：启发法和偏见》这篇只有5页的论文完成并发表在1974年的《科学》期刊上，引起学术界轰动，翻开了属于行为经济学的篇章。
两人的合作是如此彻底，以至于都不愿承认自己是第一作者。为了决定谁的名字排在前面，他们抛了一枚硬币，特沃斯基赢了。
卡尼曼写道：“阿莫斯和我分享了共同拥有一只能下金蛋的鹅的奇迹——我们的共同思想比我们各自的思想更好。” 他们的合作产生了一系列论文、书籍和创新实验。在学术界，学者的影响力是通过其它研究文章引用某人学术成果的次数来衡量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有史以来发表的所有研究论文中，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共同撰写了有史以来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十篇论文中的两篇。
卡尼曼与特沃斯基的合作也为他2011年出版的畅销书《思考，快与慢》奠定了基础。他在书中提出的著名观点是人类思维包含两个决策系统：快速、直观和情感化的“系统一”，以及较慢启动、更加深思熟虑和更具逻辑性的“系统二”。我们喜欢认为我们的信念、判断和观点是基于可靠的推理，而实际情况是大多数时候，我们快速、直觉的思维在掌控一切，并负责我们做出的决定。
卡尼曼最初对这本书的出版毫无信心。两个人的共同朋友、行为经济学家泰勒（Richard Thaler）说，卡尼曼在写作过程中有十几次试图放弃，他真的不认为有人会买它。悲观的他还付给四个人各2000美元，请他们帮助判断这本书是否应该被丢进垃圾桶。最终这本书在全球销售了几百万册，时至今日仍是很多人的案头之宝。
（卡尼曼与行为经济学家泰勒）
消除“过度自信”与放弃“福祉研究”
在《思考，快与慢》中，卡尼曼列出了存在的各种认知偏见。但他自己也未能超越这些偏见。他不止一次公开表示，多年来这些知识对他自己判断的质量几乎没有改善。
“我们可能无法改变自己，但通过意识到我们的认知局限性，我们也许能够以允许我们可能犯错误的方式设计我们周围的环境。”卡尼曼说。
他希望纠正外界对于他是研究人类思维的“非理性”的误会，他甚至讨厌“非理性”这个说法。他说：“我确实想谈论直觉思维的奇迹，而不仅仅是谈论它的缺陷，但缺陷更有趣，所以受到更多关注。”
在他看来，大多数时候人们可以相信直觉，我们的生活主要是在快速思维的基础上进行的，这通常表现很好；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对自己的直觉的信心远远超过了合理程度。
在困扰决策的各种缺陷中，最具破坏性的就是过度自信：这种乐观情绪导致政府相信战争很快就能获胜，资本项目将进入预算，尽管统计数据预测恰恰相反。
卡尼曼说，如果他有一根魔杖，他最想消除这种偏见，但这种偏见“深深地植根于心灵的结构中，以至于你无法在不改变许多其他事情的情况下改变它”。
卡尼曼晚年一度花费数年致力于研究人类的福祉，并凭借影响力为将幸福问题列入联合国和经合组织的议程做出了贡献，但最终他开始怀疑并放弃了这一研究方向。
“我逐渐确信人们不想要幸福，”外表温和、说话轻声细语的卡尼曼在四年前的一次采访中说，“他们只是希望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
他对拜访他的投资公司QVIDTVM合伙人、纽约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拉斯金（Max Raskin）进一步解释说，人们不想要像他所定义的那种幸福——即此时此地、正在当下所经历的快乐感受；在他看来，人们更在乎的是从“我记得什么”的角度，从他们讲述自己生活故事的角度来获得满足感、体验生活满足感。
比起赞成那些能够提高人民幸福感的措施，他现在更倾向于认为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努力让人们减少痛苦。
卡尼曼说，推动他研究的动力很简单，就是好奇心：“我很好奇，我喜欢改变主意，而且我有很多机会改变主意。”
对那些渴望保持精神健康的老人，他以身说法，“当你不断思考时，你的恶化速度会更慢”。
对于年轻人该如何面对选择，从而过上值得过的生活，卡尼曼提供的唯一建议是：你必须遵循你内心倾向于做的事情，并且你必须愿意放弃不起作用的想法。如果你发现自己非常顽固地坚持不起作用的想法，说明你选错了职业。除此之外，他不相信还有什么可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