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1月9日发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的文章《直面我们的四大经济挑战》，内容编译如下：
又一个动荡年份证实了全球经济正处于一个转折点。我们面临四大挑战：气候变化、如何创造好工作的问题、一场经济发展危机，以及寻找一种更新和更健康的全球化形式。为解决其中每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抛弃既定思维模式，寻求创造性的可行解决办法，同时认识到这些努力必然是未经协调和尝试性的。
气候变化是最令人生畏的挑战，也是被忽视最久的挑战——这导致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如果我们要避免让人类陷入一种反乌托邦式的未来，我们就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使全球经济脱碳。我们早就知道，我们必须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开发绿色替代燃料，并加强防范过去的不作为所造成的那种持久环境破坏。不过，显而易见，这些几乎都不可能通过全球合作或经济学家们青睐的政策实现。
相反，各国将推进自己的绿色议程，实施最能说明自身具体政治约束的政策。这样做的结果是会出现排放上限、税收激励、研发支持和绿色产业政策的大杂烩，几乎没有全球统一性可言，有时还导致其他国家付出代价。尽管这可能很混乱，但以未经协调的方式推动采取气候行动可能是我们现实中所能期待的最好情形。
但自然环境并不是我们面临的唯一威胁。不平等、中产阶级被掏空和劳动力市场分化对社会环境造成了同样严重的破坏。后果现在已经普遍显现。各国内部的经济差距、地区差距和文化差距正在拉大。
社会性转移支付和福利制度可以起到帮助作用，但最需要做的是为那些受教育程度低下、失去获取好工作机会的劳动者提供更多良好就业机会。我们需要报酬丰厚的生产性就业岗位，它们可以为没有大学学历的人带来尊严和社会认可。扩大这类就业岗位的供给不仅需要加大对教育的投资，更有力地保护劳动者权利，还需要为服务业推出全新产业政策。未来的大部分就业机会将出现在服务业领域。
制造业就业岗位随着时间推移而消失既凸显了自动化程度提高，也反映了全球竞争加剧。发展中国家也未能幸免于其中任何一种情形。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历了“过早去工业化”的情形：它们吸收劳动者进入正规生产性制造企业的能力现在非常有限，这意味着它们无法追求在东亚和其他地区一些国家非常有效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低收入国家的这种增长战略危机与气候挑战一道，要求一种全新发展模式。
与发达经济体一样，服务业将成为中低收入国家创造就业的主要来源。但这些经济体的大多数服务行业均由规模非常小的非正规企业主导，基本上没有现成的服务业主导发展模式可供效仿。各国政府必须进行尝试，将绿色转型方面的投资与提高能够吸纳劳动力的服务业的生产率结合起来。
最后，全球化本身必须被重新塑造。1990年后的超级全球化模式已经被地缘政治竞争以及各国对国内社会、经济、公共卫生和环境关切的更高重视度所取代。我们所知道的全球化不再适用，必须被一种新的认识所取代，这种新认识将重新平衡国家需求与一种能够促进国际贸易和长期外国投资的健康全球经济的要求。
最可能的是，新的全球化模式将不那么具有侵入性，承认所有国家(而不仅仅是大国)的需要。
但也可能出现一种相对有利的情形，即主要大国都能控制住自己的地缘政治雄心，认识到和解与合作能够让它们更好地实现双方存在竞争的经济目标。这种情形可能对全球经济有利。在这种全球化模式下，各国保留相当大的政策自主权，以促进国内社会的凝聚力和经济增长。大国能给世界经济的最大礼物就是管好自己的国内经济。
美国一处港口（美联社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