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悖论？
　　俄乌冲突不是悖论，是真冲突，而且是流血的冲突。但是，如果你反对任何战争，却不反对普金的战争，就是悖论；反之也一样，你反对任何结盟，却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也是悖论；悖论的本质并在错与对。
　　但是，经济的发展不能陷入悖论，那是自家的事，是一代人幸福的基石。
　　民营经济又遭遇到了什么门槛？
　　首先是理论门槛。
　　马克思与思格斯加入“正义者同盟”时，欧洲工人阶级的口号还充满了人情味：人人皆兄弟。对魏特林来说，斗争的中心围绕着工人的权益；因为工人没有资产，也就没有私人产权，那时也不存在华为模式的全员股权；魏特林所做的是今天团结工会的事。1847年6月，两位年轻伟人改变了口号，“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受托起草了《共产党宣言》，明确地定义了欧洲革命浪潮的目标：“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民营经济是什么性质的经济？
　　是指非公有资本控股的国内所有经济体，这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说，当然不那么纯正的公有经济，而是以私有资本为主，那么，在民营的面前，就有了一道理论的门槛。
　　其次是政策门槛。
　　也可以说，政策门槛是理论门槛在现实中的伸延。
　　改革开放初期，温州首先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尾巴”，起初是养三只鸭，这还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鸭，哪知经济的增长快于理论的更选，开始养四只鸭了，那立马就变成了资本主义的鸭，接下是可以换鸡蛋了；开始倒粮票、擦皮鞋，北京西单的小贩从广东拉牛仔裤，晚上在地摊一夜卖出，换取差价；那感觉就是黃健新的电影《打左灯，向右转》；私有经济的生命力太强大了，温州开始有了私人企业，劣质的皮鞋和打火机烽烽火火走九州。这让很多老同志痛心疾首，感觉中国的天要塌了，不断向庙堂打报告。
　　于是，有了一个政策性的逻辑门槛，这就是陈云说的“鸟笼经济”。私有经济可以支持、鼓励与引导，但是有边际，必须以公有经济为主导。
　　这其实是个大难题，公有经济在什么意义上主导？现在可以评估的是三个方面：
　　1、在经济总量中保持公有经济的权重。在过去十年中，国企总资产以年均15%的增速在积累，远超GDP增速，目前已经是民企总资产的两倍。
　　2、行业准入严控，诸如烟酒、石油、航天、军工、通讯、邮政，太多了；实行内循环后又加上了一个新概念，即“一业一企，一企一业”，的对所有行业做公有经济的格式化处理，鸟笼有了分区。有人说，那是国企在承担社会责任，要看怎么理解，谈经济谈的是经济如何增长，是驱动模式，是丛林中的竞争，不是评选劳模。公有经济的本质是用纳税人的钱，以“人民”名义承担社会责任，这准确地说是任务；全世界这些行业都是私营，也没见影响了什么社会责任。其实，问题不在这，问题的底层逻辑是公有经济主导力的体现，经济学称之为官本位，是古人的盐铁论，凯恩斯不确切描述为国家资夲主义，我们不成文地表述为举国体制。
　　3、非市场化的行政干预也是一道坎，为什么说是非市场化？因为是高于市场调配规则及相关法规的动作。比如上海财大刘元春提到的：市场贷款利率为5%，国企却可以执行另一个竞争规则，为1·8%，当然，更多的中小微企业5%也是春秋大梦，往往要通过金融中介，实际到手高达7-15%，这怎么充分竞争？如果某个行业私人资本居然做起来了，即使工商注册是合法的，没有违反税法与《劳动法》，也可以下个文立即取消，没有考虑到私人财产的损失。这就不是全球都存在的一般意义的干预了，这种干预，在CPTPP协议中定义为“非市场化行为”。
　　政策门槛与鸟笼经济模式、与经典理论是一致的，这是正题；当这个正题面对现实时，出现了自我纠缠，就是悖论。
　　最终都是现实的门槛
　　 现实又是什么情况？
　　现实是中国经济结速了高增长，在后疫情时代将面临三大压力：
　　经济预期的压力。
　　民营经济的增长是走出经济通缩的标志，不管你增加多少投资，财政赤字率扩大到3.8%还是4%，只要民营的各项指标上不来，就不可能真正复苏；因为民营占据了GDO、科技创新、税收和就业的主体，它就是中国经济的底板。
　　就业的压力。
　　民营经济是就业的基本保证，国企总资产是民企两倍，支持就业为7%，民企则是85%，完全没有可比性。何况，民营经济本身就是极其庞大的群体，有一亿个体工商户，4700万家企业，它决定了中国就业水平，也决定了中等收入群体与民生。这个巨大无比的社会责任，国企的确独臂难支。
　　转向消费型经济的压力。
　　按黄奇帆的期待，中国经济要从现在的投资型经济转向消费型经济，这至少要要增加四亿中等收入工作岗位，没有民企的蓬勃发展，没有民间资本占60%的总投资，完全不可思议。
　　一言以蔽之。中国经济根本离不开民营。中国经济要想走出低谷，关键在民企。正因为如此，《意见》的出台，努力为民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重新下定义，民营经济将是下一个“百年”计划的“生力军”，是未来中国经济创新突围的“基础”。
　　那么，如此波澜北阔的改革之路，民营又将如何解开理论的、现实的、政策中的种种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