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作者丨麦肯锡公司：成政珉、Chris Bradley、梁敦临、华强森、林桂莲、Gautam Kumra、王培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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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概述


亚洲经济体是全球化世界的最大受益者。它们充分利用了过去30年的决定性趋势：全球联系不断加深，数字技术迅速普及，城市化和资本化不断扩大。地理和经济多样性非但没有给亚洲的经济发展构成障碍，反而形成了助力。亚洲多样化的经济体之所以能够相互联系，得益于贸易上的互补性比较优势，而非政治立场。亚洲有59%的贸易都是在区域内进行的。


亚洲将在新时代迎来更多挑战。我们如今正迈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塑造这个时代的基本要素与过去30年截然不同。这些重要的因素交汇于亚洲，也使得亚洲在5个领域可能面临更为突出和严峻的全球性挑战：


亚洲身处世界贸易的重要节点，但也会因此成为贸易争端的聚焦地。


科技创造的价值将不再局限于亚洲擅长的制造业。


亚洲拥有推动增长所需的人才，但太平洋沿岸的高生产率经济体正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


亚洲因其世界工业基地的地位和激增的能源需求而面临更大的净零转型挑战。


如果亚洲的资本成本和资产负债表压力上升，但同时又需要大量的全球资本才能继续维持增长，那么亚洲较低的资本回报率或将难以为继。


亚洲以世界“新多数”的优势地位迈入新时代。2015年至2021年，亚洲为全球贡献了57%的GDP 增长，以及大部分的贸易和生产增加值。这里拥有全球56%的中产家庭。在新时代，亚洲已经站上了截然不同的起点。从许多方面来看，它都将在新时代扮演核心角色。


亚洲商业领袖正为新时代制定新战略。在全球化时代，亚洲经济体通过及时调整实现了蓬勃发展，如今，它们也必须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创新，谋求新的发展。亚洲企业领袖协会（Asia Business Council）的一项最新调查发现，82%的受访企业领袖对新时代持乐观态度，但绝大多数受访者（74%）认为，需要在多个领域进行重大的甚至革命性的战略转变。进入新时代，整个世界将面临多条发展路径，但并非都是良性的。不过，只要保持警惕和远见，亚洲就能渡过这段过渡期，踏上新的进步之路。
02
引言
MGI将最近一个时代称为“市场时代”（1989-2019年）。在此期间，亚洲的经济体发展成为世界的“新多数”。这是指，在我们用来衡量世界经济的关键指标中，亚洲都占到全球总量的一半以上。因此，在我们研究的5个领域中，亚洲目前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世界秩序、科技平台、人口结构、资源和能源体系以及资本化（图1）。
得益于这一多数地位，亚洲有机会影响和塑造一个新时代——不仅影响区域内的经济体，也将影响全世界的其他经济体。然而，即使亚洲处于强势地位，但由于亚洲处于全球经济和政治变革的交汇点上，它也将在这5个领域面临更严峻的全球性新挑战——我们将在本报告中逐一探讨这些领域。


世界秩序。亚洲身处世界贸易的重要节点，但也会因此成为贸易争端的核心区域。亚洲能否保持其商业上的务实模式，在地缘政治局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维持自身的贸易利益，并继续发挥互补性优势?


科技平台。技术创造的价值不再局限于亚洲擅长的制造业。在新时代，当关键的前沿技术领域引发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时，亚洲能否将自身重塑为技术创造者，而不再（主要）扮演技术制造商和消费者的角色?


人口结构。亚洲拥有推动增长所需的人才，但太平洋沿岸的高生产率经济体正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亚洲能否通过转移价值链和提高生产率来应对快速老龄化给那些生产率最高的经济体所带来的严峻挑战?


资源和能源体系。亚洲因其世界工业基地的地位和激增的能源需求而面临更大的净零转型挑战。亚洲能否应对双重挑战：既要满足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又要减少全球最大的碳排放量?


资本化。如果亚洲的资本成本和资产负债表压力上升，但同时又需要大量的全球资本才能继续维持增长，那么亚洲较低的资本回报率将难以为继。亚洲能否调动充分资本来推动经济增长，深化金融市场以改善资本配置，同时在资产负债表承压的情况下增强韧性?
03
世界秩序：
应对安全担忧，引领贸易增长
世界秩序由塑造国际事务的机构、框架和规则共同构成。在“市场时代”，亚洲扩大了与世界的贸易，并利用互补性比较优势扩大了其区域内部的贸易，借此实现了繁荣发展。亚洲经济的融合并不以政治立场为基础。但在新时代，非经济因素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影响，由此引出了一个问题：在一个竞争更加激烈的多极世界中，亚洲是否能继续开展务实的合作?
身处世界贸易中心的区域化亚洲
亚洲不仅是全球经济引擎，还是世界贸易中心
亚洲凭借其强劲的经济增长及其作为世界制造和贸易中心的角色，获得了至关重要的全球地位。2015至2021年间，亚洲贡献了57%的全球GDP增长。2021年，亚洲对全球GDP的贡献率达到42%（基于购买力平价），居全球第一，并由此巩固了亚洲在世界贸易中的重要地位。2021年，亚洲占全球贸易额的53%；2001年至2021年，亚洲占全球商品贸易增长的59%。
在全球最大的80条贸易走廊中，亚洲合计占到全球贸易额的50%以上（图2）。亚洲在其中49条贸易走廊中占据进口或出口的一端，在其中22条中占据进出口两端。在20个增长最快的贸易走廊中，亚洲占18个；在20个规模最大的走廊中，亚洲占13个。
中国的作用尤为突出。在20个最大的全球贸易走廊中，大部分（2021年为56%）贸易额都与中国有关。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双边贸易走廊位于中国和美国之间，其2021年的贸易额达到7230亿美元。但中美贸易增速一直在放缓。2016至2021年，这条走廊的年复合增长率为3%（最大的80条贸易走廊的平均增长率为8%）。中国也在推进贸易伙伴的多样化，并与拉美、中东和东欧广泛建立了新的贸易走廊。
互补性驱动区域化
亚洲在经济上紧密相连。2021年，亚洲近60%的贸易额来自区域内部，比例仅次于欧盟。而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长。2016至2021年，亚洲区域内贸易的年复合增长率超过10%，约为对外贸易的两倍。
虽然亚洲的贸易紧密度与欧盟接近，但二者的驱动因素却有所不同。欧盟贸易一体化的基础是基于条约进行的治理，而亚洲贸易融合的推动力则是贸易合作。从政治和制度上讲，亚洲并非步调一致的统一团体。以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模式为例，亚洲国家在投票上与中美两国存在互补性，充分反映了求同存异的模式，而没有步调一致地与这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任何一个结成政治同盟（图3）。
亚洲几乎没有统一的治理方式，政治体制也不尽相同，这使得亚洲深入的贸易和经济融合更加引人注目，这表明亚洲采取了一种以互补为基础的务实经济发展模式。以澳大利亚和中国为例。对 国而言，电子产品是排名前三的出口产品；而对澳大利亚而言，电子产品则是排名前三的进口产品。对于澳大利亚来说，铁矿石是排名前三的出口产品；而对中国而言，则是排名前三的进口产品。
多极世界竞争加剧，集中具有战略
意义的贸易流动导致相互依存
亚洲将面对竞争更激烈的世界?
过去，亚洲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都以发挥比较优势，从而实现最高效率和最低成本为明确指导原则。但如今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安全。这并不会改变全球化的进程，毕竟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度都很高，但如果亚洲内外出现紧张局势和制约因素，贸易增长可能会因为战略上的考虑而受到影响。在国际舞台上，美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和贸易行动，包括针对可能具备直接军事用途的技术施加限制（如对中国的关键技术限制），施加关税（如对进口钢铝采取232关税措施）和经济制裁（包括在缅甸军事政变后对其进行制裁，以及对被指在俄乌冲突中支持俄罗斯的中国公司实施制裁）。
长期以来，贸易一直受到间歇性紧张局势的干扰，但在一个多极世界中，紧张局势可能会变得更深刻、更频繁。这可能会推动有关供应链选址的长期决策，从而产生深远影响。
应对依存性
互补性比较优势推动了亚洲内部的贸易流动和价值链的增长。亚洲地区有几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互补性和高集中度的大型产品贸易走廊，而高集中度却会导致各大经济体极易受到供应链中断的影响。例如，以下四条横跨亚洲、并延伸至世界各地的关键贸易供应链：


矿产和金属。亚洲是稀土元素、铜、铝土矿（铝）、镍、锡和锌等矿产和金属贸易的重要节点。作为世界冶炼中心，中国的作用尤为重要。以对电池生产具有重要意义的镍为例，亚洲是这一矿产的全球最大进口地和生产地。


电子产品（芯片）。对大多数电子设备中使用的芯片（集成电路）而言，亚洲都是最大的贸易商和制造商。全球60%以上的半导体产自中国台湾；全球最大的40条芯片贸易走廊中，有33条位于亚洲内部；美国进口芯片的83%来自亚洲。在排名前40位的芯片贸易走廊中，有10条用于中国大陆的进口，中国大陆的芯片进口额超过了石油贸易进口额。


能源。5个亚洲国家/地区的液化天然气（LNG）进口量占全球进口量的70%。仅澳大利亚就占全球出口的24%，马来西亚占6%。就石油而言，78%的区域内消耗来自进口，而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日本和韩国的需求几乎100%依赖进口。亚洲大约一半的石油进口完全来自中东。但亚洲是煤炭净出口地。


农产品。中国超过1/3的农产品依赖进口，自给率为66%。就卡路里摄入量计算，韩国的自给率为44%，日本为38%18。全球大米贸易约有60%来自三个亚洲国家：印度占35%，泰国占15%，越南占10%。孟加拉国和尼泊尔90%以上的大米进口完全来自印度。
亚洲能否驾驭更加复杂的
全球化时代?
亚洲务实的合作模式能否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站稳脚跟，还是会面临压力?让我们拭目以待。在缺乏更广泛的正式区域性协同治理的情况下，对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供应链的争夺可能会暴露出亚洲的脆弱性。此外，许多关键驱动因素都不受任何单一参与者的控制，因此各经济体不仅需要被动应对，更需要主动塑造格局。


在多极世界中，亚洲能否成功平衡安全担忧与经济发展，还是会在贸易限制和战略韧性的要求下走上不同的道路? 亚洲过去坚持的经济优先模式是否会继续推动该地区和世界的发展?


面对紧张局势加剧的风险和因贸易集中化而造成的潜在干扰，企业如何确保自身的韧性?
04
科技平台：超越制造，走向创新
亚洲既是重要的科技消费者，
也是全球科技制造中心
擅长制造业
亚洲已经成为世界加工、制造和组装中心。从1992到2021年，其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总增加值的比例从29%上升到53%。2022年，中国和越南分别有29%和21%的劳动力从事制造业，远高于全球的14%。
亚洲在4个科技领域的表现超过了其GDP比重：消费电子、工业电子、电动汽车（EV）和半导体（图4）。其中，按照全球最大的3000家与科技有关的企业的全球收入、研发支出和专利份额来看，亚洲占40%以上23。与其他更依赖数字化、软件服务或生命科学的领域相比，这4个领域都更依赖制造业。
高门槛技术差距犹存
如今，全球有一半的网民在亚洲。一些亚洲经济体的宽带普及率高于欧洲（89%）。在亚洲，约69%的电子商务交易使用移动支付，远高于欧洲的29%和北美的32%。印尼、泰国和越南等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移动支付普及率也已经高于美国或欧洲。
亚洲在培养理工科（STEM）人才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为亚洲目前的技术发展体系提供了支撑。2016至2018年，亚洲占全球理工科毕业生的76%，欧洲以8%位居其次。北美洲只占总数的5%，与拉美的比例相同。
尽管如此，亚洲在技术上并未实现自给自足；在关键基础技术领域，亚洲也未能获得领先地位。与新兴亚洲和边疆亚洲相比，中国和某些发达亚洲经济体在技术投入（科技文章和研发支出）和应用（如宽带）方面更胜一筹。但即使是亚洲的这些地区，仍然在某些领域落后于美国和欧盟。例如，还没有一个亚洲国家/地区能够制造宽体飞机，中国也是近年来才具备了航空母舰制造能力。在半导体方面，虽然韩国和中国台湾在小于7纳米的高端芯片领域具备全球一流的生产能力，但亚洲的优势主要源自存储芯片生产领域，在芯片设计领域则不然。美国占全球芯片设计收入的46%。因此，亚洲仍然依赖进口来维持其最重要的技术之一。
随着技术的价值来源发生转变，
亚洲需要应对限制技术流动所带
来的挑战，并提高相关技能
紧张局势中的进口依赖
亚洲在核心知识产权方面严重依赖进口。例如，2022年，中国和印度的知识产权进口额分别达到各自出口额的3倍和9倍。在地缘政治不稳定的环境中，这种流动的中断可能会对提升技术价值链的能力形成障碍。在此仅举几例。2022年，美国宣布实施出口管制，限制中国获得某些高端半导体设备。同年，越南实施网络安全法，要求科技公司在当地设立办事处并将数据存储在该国境内。2023年，中国对半导体、通信设备和太阳能电池板制造过程中使用的关键原材料实施出口管制和许可证制度。
跨领域技术——新兴技术的竞争舞台
以往的科技竞争力主要是通过单个领域的专业化来实现的，而如今的技术正通过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云计算等跨领域技术渗透到各行各业。这些领域尚未出现明确的领导者。因此，这些领域可发展的空间较大。如今的优势属于北美，美国在云计算、边缘计算和量子技术方面的优势尤为明显。在这两项技术中，美国分别占世界级专利的57%和64%，占投资的78%和60%。
但亚洲也在进步（图5）。自2018年以来，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管理的资产合计增长了2.5倍。在2016年之后成立的所有与跨领域技术相关的新独角兽企业中，有27%来自亚洲38。亚洲正开始在两项跨领域技术领域占据有利地位。在清洁能源领域，亚洲占全球世界级专利的45%，占全球新独角兽企业的49%。在交通出行领域，亚洲拥有43%的世界级专利和48%的独角兽企业。亚洲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沉浸现实技术、空间技术、生物工程和Web3等领域也拥有广阔前景。
亚洲能否在新时代的创新曲线上
更上一层楼?
亚洲能否跟上前沿技术的发展步伐?该地区不仅需要加快科技进步速度（这就需要更高素质的人才），还需要降低某些关键技术对进口的依赖。


亚洲能否扩大本土创新的规模，尤其是在跨领域技术领域成为软件和解决方案驱动型创新的领导者?


CEO应当如何重新思考企业的技术路线图，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获胜?如何利用亚洲的规模和速度优势继续创新，并聘用和留住高素质人才?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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