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通财经APP注意到，美联储官员在20个月的通胀斗争中做出了所有艰难的决定，但从政策投票中投资者无法看出这一点。
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过去的11次会议上，没有一个成员投票反对主席鲍威尔领导的行动，这种不同寻常的一致意见掩盖了在货币政策和经济方向上的潜在分歧和不确定性。
这一政策共识——与疫情期间的11项一致决定相一致——使美联储主席得以向市场和公众展示一个统一战线，强化了美联储抑制通胀的承诺。但这也有可能放大对美联储受群体思维束缚的批评，批评人士称，这种思维导致了2021年通胀抬头时的危险拖延。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前美联储经济学家Karen Dynan表示:“美联储认为，坚持让通胀回到目标水平的信息是有益的。”“我确实认为，这种沟通可能低估了(对该委员会)意见的多样性。”
美联储将于下周公布10月31日至11月1日的政策会议纪要，会议纪要可能会对进一步加息的必要性显示出一系列看法，尽管美联储小组认为利率稳定在5.25%至5.5%的区间内。尽管经济数据出人意料地强劲，但在那次会议上赞成加息的意见没有出现异议。
在鲍威尔担任美联储主席的近六年时间里，美联储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共识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根据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投票的分析，截至11月，美联储主席每次会议平均有0.3人持反对意见。这个数字是保罗•沃尔克时期的四分之一，是艾伦•格林斯潘时期的近一半。格林斯潘以在18年的时间里严格控制美联储而闻名。
当前的政策制定者辩称，如果时机允许，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投出与同僚不同的票。
亚特兰大联储主席Raphael Bostic将于2024年成为FOMC的票委，他在本月早些时候接受采访时表示:“绝对没有群体思维。”“每次会议都是为了得到各种各样的回应。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将如何应对的共识。”
明尼阿波利联储主席Neel Kashkari自2016年上任以来，曾四次投票反对这一共识。他表示，尽管不同意见是审议过程的一个健康组成部分，但经济的意外转变削弱了对他自己观点的信心。
Kashkari表示，“关于导致高通胀的动力，为什么它会持续这么久，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即使是现在，反通胀的过程也让我们感到惊讶。”“我很难有足够的信心说我是对的，而委员会的其他人是错的。”
频繁的沟通
在过去的11次会议上，美联储内外达成了广泛共识，即政策制定者在通胀方面落后，需要迅速提高利率。然而，最近，官员们在权衡金融环境收紧的影响与强劲增长可能重新引发价格压力的风险时，先是放慢了加息速度，然后又暂停了加息。
圣路易斯联储前主席布拉德(James Bullard)在任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5年期间曾四次提出反对意见，并以有时对经济或政策持相反观点而闻名。他表示，一致同意是委员会成员和美联储主席之间更多沟通的结果。
鲍威尔的日程安排显示，他在每次政策会议前都会与所有FOMC成员进行交谈。布拉德说，这是前主席贝南克开始的做法，在耶伦任内继续推行。
现任普渡大学丹尼尔斯商学院院长的布拉德表示，如果政策制定者决定持不同意见，这种对话“给了主席一个调整事物或接受差异的机会”。
他补充说，美联储官员现在也经常在公开场合分享他们的观点，减少了通过不同意见表达观点的必要性。
然而，美联储观察人士和前央行官员表示，达成一致可能有不利之处。
美联储前副主席科恩(Donald Kohn)和布朗大学教授埃格特森(Gauti Eggertsson)指出，在美联储误读通胀风险的时候，没有人持不同意见。
他们在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8月份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写道，这引发了“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是否受到了不同观点的充分质疑的问题”。“委员会应该问问自己，它的决定和决策的不同方面是否有足够的余地对多数人的观点提出有效的挑战。”
在11月的新闻发布会上，鲍威尔试图明确表示，进一步加息仍有可能，并表示委员会“关注”显示经济持续强劲的数据。市场对政策转向感到焦虑，因此更加关注他的暗示，即委员会在评估是否需要进一步加息时将谨慎行事。
如果提出异议，可能会传递出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信息，即再次加息的选择仍在谈判桌上。
前美联储董事会高级顾问、现任杜克大学教授艾伦•米德(Ellen Meade)表示:“一旦确立了低异议的常态，就很难扭转这种常态。”
在伯南克和耶伦任期内持不同意见的前里士满联储主席Jeffrey Lacker上月表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行为“似乎更像是一个公司董事会，内部保留不同意见，外部则坚持‘内部观点’。”
12月还有一次会议，官员们可能只是在等待更多的信息。以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衡量的通胀上月有所放缓，进一步巩固了市场关于加息运动已经结束的观点。
桑坦德银行美国资本市场首席经济学家Stephen Stanley表示，“现在的决定要好得多了：我们完成了吗?”“这是你可能会看到更多异议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