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士日内瓦世贸组织（WTO）书店里，一本题为《没有贸易是自由的》的书摆在醒目位置。
这是曾经于2017~2020年在特朗普政府中担任美国贸易代表（USTR）的莱特希泽于2023年所写的回忆录。彼时，莱特希泽主导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是WTO的怀疑论者。
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当地时间6日凌晨宣布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获胜。
伴随特朗普的归来，观察人士认为，莱特希泽等人也有可能回到美国政府之中，特朗普及其阁员，将如何改变世界贸易现有格局？如何影响WTO？
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表示，上述问题的走向将部分取决于特朗普的美国贸易代表人选等关键人事任命。
“虽然最终决策不完全取决于特朗普个人，但从其第一任期的表现来看，他对国际组织持明显的消极态度。这缘于他认为国际组织限制了美国的行动自由。”他解释道，不过，在美国关于是否会退出WTO的问题上，“我认为可能性相对较小”。
美国退出WTO可能性较小
在上一届特朗普政府时期，特朗普屡次威胁要让美国退出WTO。
“传统上，美国视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为维持其霸权地位的必要成本。然而，特朗普的逻辑与此不同。无论是对WTO还是其他议题，他都希望在保持美国主导地位的同时将成本转嫁给他方。在贸易问题上，他将贸易逆差视为美国的代价，因此对WTO和自由贸易持根本性的否定态度。”屠新泉对记者表示，但他认为美国退出WTO的可能性也较小，“莱特希泽曾表示WTO是必要的，即使没有也应该创造出一个类似机构。但他期待的是一个类似关贸总协定（GATT）时代的WTO，即争端解决机制约束力较弱，且主要在西方国家小圈子内运行的机制。这实际上意味着将WTO分裂，把中国、俄罗斯等成员排除在外。但是，从制度设计上看，WTO难以实现这种分裂或开除成员的目标。”
此前，“莱特希泽推动的美日欧三边会议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小圈子思维，但效果并不理想。从美国角度看，更现实的做法是在WTO框架外另建机制，如印太经济框架（IPEF）。但特朗普对此类多边安排同样兴趣不大，这一点与莱特希泽的理念存在分歧。”屠新泉表示，“不过，经过四年后重返，特朗普的立场可能会有所调整。他可能意识到完全的单边主义并非最佳选择。虽然他可能不会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可能会以印太战略为基础，建立新的、更符合其理念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这可能类似于‘贸易版北约’的概念，即建立一个排除中国、俄罗斯等国的小范围多边机制。”
此前，与特朗普方面关系较为密切的保守派智库American Compass创始人卡斯（Oren Cass）曾表示，如果特朗普胜选，在新任期内他可能会假定“20世纪末的全球贸易体系是不可持续的”。
“这里的终局并不是开展某种谈判，让我们都回到1995年（WTO成立之年），而是进行一种根本性再平衡。”卡斯解释道。
屠新泉表示，总的来说，虽然特朗普可能会继续对WTO持消极态度，但直接退出的可能性较小。
“一方面，美国的盟友可能希望它留在WTO体系内。即便盟友愿意跟随美国在WTO之外组建小多边贸易体系，但他们仍然需要WTO的框架。”屠新泉表示，“另一方面，除了中国以外，美国与其他国家的FTA（自由贸易协定）数量相对较少。如果退出WTO，美国将不得不与所有国家重新谈判，最终可能与留在WTO的状态差别不大。因此，我认为美国未必需要退出WTO，也可以实现其自身的政策目标。”
WTO对美国目前最大的作用
屠新泉谈到，目前，WTO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已不再主要体现在对华贸易关系上。虽然美方可能担忧其退出WTO后，中国可能接替其领导地位并从中获益，但这并非最核心的考量因素。
“更为关键的是，WTO仍然是美国管理其与其他160多个贸易伙伴关系的最有效平台。如果美国退出WTO，将面临重新构建与这些国家贸易关系的巨大挑战。建立新的双边贸易框架不仅耗时耗力，也难以达到现有多边机制的效率。”他说，“因此，维持在WTO框架内既可保持美国的行动自由，又能享受多边贸易体系带来的便利。这一点尤为重要。”
“此外，WTO还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对中国施加压力的多边平台。从这个角度看，保持WTO成员身份对美国仍具有战略意义。”他补充道。
不过，WTO需要对特朗普重返白宫做好准备。
“WTO内部对特朗普可能重返白宫普遍感到忧虑。从历史经验来看，在特朗普首个任期内，包括欧洲在内的多个成员方都曾试图与美方沟通协调，但收效甚微。因此，WTO当前不得不为最坏情况做准备。”屠新泉解释道。
“最直接的挑战首先体现在领导层更迭问题上。WTO即将面临总干事换届，此前就有一些非洲集团成员曾建议现任总干事在特朗普就职前完成连任程序，但后来没有推进这一事宜。”他表示，“而如果美方反对现任总干事连任，WTO将不得不寻找美方认可的候选人。然而，其他成员是否愿意接受美方主导的人选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如果未能及时产生新任总干事，组织可能需要由副总干事代理职务维持运转。”
“同时，预算问题也将成为一大挑战。美国是否继续提供预算，或在预算问题上附加什么条件，都存在很大变数。”屠新泉表示，“一旦预算出现严重缺失，将直接影响组织的正常运转。在多边谈判方面，现有谈判进程很可能陷入停滞。相比拜登时期，美方的态度可能更趋消极。即便参与谈判，也可能带来更多干扰。以WTO最近两次部长级会议（MC12、MC13）为例，美国在拜登时期虽然算不上具有建设性，但至少没有表现出破坏性。而在特朗普治下，包括渔业补贴在内的具体议题推进都将面临更大阻力。”
“对WTO而言，特朗普可能重返白宫无疑是一个严峻挑战。”屠新泉表示，目前WTO只能采取“见招拆招”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包括中国在内的成员方也只能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应对策略，比如在预算受限情况下寻找替代性运作方案，或在领导层更迭问题上探索各方可接受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