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见习记者周頔 上海报道
9月5日，在以“应对变化的世界”为主题的2024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上，世界银行运营常务副行长Anna Bjerde表示，全球经济似乎已经临近“软着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望企稳。她介绍道，世界银行最新估算显示，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约为2.7%。同时，全球通胀料降至三年来的最低点，融资环境已见宽松。
然而，Anna Bjerde同时指出，尽管已现企稳迹象，错综复杂的经济与地缘政治因素仍对全球经济构成巨大压力，新冠疫情及其导致的全球冲击发生至今已逾四年，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还未重新找到通往繁荣的可靠路径。
“全球经济增速持续低于疫情前十年中3.1%的均值。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前景格外堪忧，到2030年，其潜在增速有可能降至4%，较上一个十年的平均水平低了整整一个百分点。”Anna Bjerde谈道，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经济活力的灯塔，但在这样的趋势下也无法独善其身，增速也仍低于疫情前水平。
她认为，按照目前的经济扩张速度将无法实现发展目标，增长疲软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未来十年，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将有12亿年轻人达到劳动年龄，但相对应能创造的新增就业岗位数量预计将仅有4.24亿个。此外，经济增速每下滑1个百分点，贫困人口就会增加1亿人。
全球经济面临增长率下滑、人口老龄化等紧迫挑战
谈及全球经济面临的一系列关键紧迫挑战，Anna Bjerde认为包括了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尽管技术飞速发展，但新兴市场的生产率增速过去二十年来一直在下滑。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已成普遍现象，影响了70%的经济体，对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构成了严峻挑战。
第二，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对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投资也有所放缓。2010-2020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投资增速降至5%，创三十年来最低水平，较2000-2010年减半。
第三，到2050年，全球欠发达地区65岁以上人口规模将达12.5亿，较当前增长7.5亿，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人口老龄化趋势将格外显著。全球不少地区曾经驱动经济扩张的年轻劳动力正在缩水，主要增长则集中在非洲，东亚地区面临“未富先老”的风险。
第四，全球经济分裂加剧。保护主义的抬头和贸易壁垒的增加加剧了经济的不确定性。仅2022年，全球各国新增的保护主义举措就有近3000项，严重威胁着全球贸易、投资和知识的流动。经济分裂将产生负面冲击，而以出口为导向的新兴经济体更是首当其冲。
第五，颠覆性技术和数字化。日新月异的、颠覆性的技术变革为提振生产率增长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但也冲击着劳动力市场，尤其是从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低技能工人。
例如，世界银行最新研究显示，越南的高价值制造业在迅速普及工业机器人后，实现了约10%的就业增长和5%的劳动收入提升。但是，尽管整体就业和劳动收入有所扩张，但从事常规手工劳动的低技能工人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却在减少。
第六，气候变化加速。气候风险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冲击尤为显著，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就是典型例子。目前，全球自然灾害导致的损失中，已有超过一半由该地区承受，而气候变化仍在加剧灾害。世界银行预计，到2050年，气候变化对菲律宾、越南等国家的经济冲击占其GDP的比重可能会超过10%。
服务业改革对全球重振经济尤为重要
针对上述多重风险与挑战，Anna Bjerde表示可以采取措施，以重振增长：
首先，全球各国必须重振经济改革，其中服务业的改革尤为重要。服务业已经在促进就业和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市场受到了较为严格的监管，尤其是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为充分释放服务业的发展潜力，应同时推进自由化和监管两方面的改革。为促进自由化，须放宽对该地区服务业市场准入和竞争的政策限制。例如，改革电力行业、增强电力市场的竞争力，能在调动私营部门可再生能源投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同时，各国需建立监管框架，以应对传统或新兴的市场扭曲问题，比如在数字平台主导的市场中可能出现的过度集中和数据滥用等问题。
其次，加码人力投资。为充分挖掘服务导向型经济的潜力，须加大对教育和医疗的投资。目前，中低收入国家约有70%的10岁儿童无法阅读、理解简单的文本，到10岁仍不具备阅读能力的孩子可能会永远被现代经济所抛弃。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强化社会保障网络也至关重要。有效的社会保障网络不仅能满足基本需求，还能刺激消费和经济活动。
再者，遏制地缘经济分裂。各国应避免陷入加码贸易限制的恶性循环，而是要尽可能推动进一步融合。各国可基于现有的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框架，减少非关税壁垒，开放服务贸易，并推进关键议程，如数字贸易、标准统一、能源贸易、互联互通等。
最后，应对气候变化。在寻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确保其可持续性。必须加快低碳经济转型，投资于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和绿色基础设施，这将有利于缓解气候变化带来的冲击，同时在新兴的绿色经济中创造新的经济机会。世界银行估算显示，为实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仅中国在2060年之前就需要在电力和运输部门新增投资14万亿美元（约合100万亿人民币）。为满足这些需求，不仅需要有针对性的公共投资，还需通过改革和政策来释放私人资本。能够支持这一目标的重要工具之一就是碳定价。通过对碳排放定价，可以推动投资向更清洁的技术转移，并激励企业减少碳足迹。这不仅有利于环境可持续性，还能刺激绿色产业的经济创新和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