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日经亚洲》5月31日文章，原题：零工经济正在逐步解放日本企业 受新冠疫情影响，远程办公成为了常态，由此兴起的自由职业工作模式，让日本工薪阶层又爱又怕。
恐惧来源于内在的不确定：难以预测的需求变化，缩水的养老金，以及带薪病假等福利的流失，都是人们瞻前顾后的主要原因。
高度自由给打工人带来希望
但自由职业也凭借极高的自由度给打工人带来了希望。自己当老板，意味着可以自主选择工作内容、伙伴和模式。自由职业的收入水平不设下限，当然也没有天花板。
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放大了这种恐惧和希望交织而成的复杂情感。一方面，基于供求关系而发展起来的零工模式是“科技反乌托邦”的一种映射。在不远的将来，大多数人可能要靠AI算法才能找到工作，从事的也多是最低薪资水平的、低等且不人道的工种。
当然，另一方面，现代科技也能充分武装个人，使其不再需要依靠组织获取所需的资源和知识。信息的公开和对称，也将赋予个人开展小型企业的充分条件。
企业信誉下降令年轻人换赛道
擅长比特币等Web3技术操作的木村启介是一名30岁的自由职业者，他称日本政府和大型企业可信度的下降，让千禧一代将目光投向了自由职业。
诚然，自由职业并非万能解药，无法胜任那些需要依托大型企业才能开展的工作。获取知识和财富、推动企业战略和研发，这些层面涉及的职能仍然需要组织的内部人士才能胜任。
日本当然希望能够用好这把双刃剑。社会与个人对于自由职业模式的接纳，将为经济振兴带来不可估量的助力。
日本现有的资源和体系能够弥补自由职业的一些缺陷。全民医保等社会保障机制能够减轻飞来横祸对自由职业者的打击。保守的就业法律体系能够对零工模式进行有效监管。海外市场风生水起的优步等网约车服务，在日本会受到严格的管制。自上个月起，日本网约车仅在出租车运力不足的特定地区和时段才能运营，且需要受到出租车公司的监管。
宏观来讲，自由职业的常态化能从多种层面扶日本社会于将倾。对白领来说，自由职业能够减轻组织官僚主义、提升生产效率。日本企业世代相传的行为准则让员工和中层不得不花费许多时间进行重复劳动。
从职场中解放后，人们可以更加脚踏实地的打磨自身技能，也会开始尝试打破企业的官僚主义。2012年成立的日本创业公司Freee率先将会计软件作为服务提供，并立志成为中小企业的一站式首席财务官。SmartHR致力于通过在线服务促进人力资源运营的数字化和效率提升。
自由职业能够激活个人创造力，重振日本的进取精神。企业各层级提案审批的费时费力，往往会让创意搁浅，最终导致创新水平的低迷。鼓励个人层面的创新思维，能够大大提升他们成功的概率。
远程办公常态化产生的社会冲击，使得日本自由职业者群体的规模水涨船高。进行供需匹配的线上众包平台Lancers表示，包括打零工者在内，2021年自由职业者占日本全国劳动力的20%，相比2015年增加了70%。自由职业的经验积累有利于创业起步，因此初创企业的激增进一步促进了自由业态的发展。
政府应保障自由职业权益
要想去芜存菁，最大限度利用自由职业的优势，政府应采取更积极的态势。通过保障从业者权益，从长期和短期两个层面规避自由职业带来的财务风险和不确定性，政府可以打消自由职业者的顾虑和恐慌。
专家指出，金融机构给自由职业者提供的贷款往往利率更高，这一点可以通过政府介入加以有效改善。
为提升自由职业者的素质，教育界不能仅仅千篇一律地打造“爱岗敬业的螺丝钉”，而更应关注独立性和创造力的培养。
“听说机器人现在能参加高考了，我没有惊叹于机器人的能力，而是开始质疑现行的考试制度，”长期从事并购顾问的创业者格哈德·法索尔称，“学校要关注的不是机器人也能解决的问题，而应是人类独有的聪明才智。”也许日本人固化的思维才是自由职业模式发展的最大障碍，我们必须明白，集体权力正在流向每个人的手中，其速度超乎想象。
想要转变这种思维，就要同日本社会固步自封、逃避风险的心态作斗争。年轻一代正在做出表率，许多应届毕业生一入社会就选择了自由职业模式，并开始运用社交媒体推销自己的服务。要想减轻全国劳动力规模锐减的影响，进一步释放日本的潜力，就要意识到自由职业能够为各行各业提供一种全新的选择。（作者是全球战略咨询集团安永的日本消费者研究组专家团成员小林信子，华泽勋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