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利
本报记者 杨沙沙 马梦阳受美联储大幅加息等多重因素影响，美元指数近期持续走强，日本、韩国等国货币汇率显著下跌。外媒分析称，由于美联储于疫情期间推出史无前例的货币“大放水”，导致美国通货膨胀率处于高位，为应对通货膨胀，美联储货币政策不得不“急转弯”，开始实施加息和量化紧缩。上一次，美国推行大规模量化宽松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货币大裂变——颠覆认知的信用货币》一书作者王永利，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作为中国银行总行全球金融交易部门主管行领导和应急工作组负责人，直接参与了中国银行全面应对工作。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王永利表示，尽管那场危机得到遏制，但危机的根源并没有得到消除。美国如今的做法，正是重复上一轮金融危机中的操作。但这一次，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鼓动盟友和中国“脱钩”，美国很难找到新的重大增长点。“这一次，美国可能真的遇到大麻烦了”环球时报：为应对新冠疫情，美联储从2020年春季开始持续量化宽松，通货膨胀严重后，转而收紧货币政策。2022年3月，美联储开始加息。美国这一轮量化宽松产生什么后果？王永利：美国真正实施量化宽松是在2009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才开始实施。当时，20国集团联合救市，特别是中国经济刺激政策，推动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止跌回升，使得美联储有机会缩减购债规模并推动缩表，最终推动经济回升。然而这一次，美国可能真的遇到大麻烦了。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近日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5.25%至5.50%的水平不变。这意味着，美国未来还息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很多人单纯以为，只要美联储下狠心大幅加息就能把通货膨胀搞定，但全球需求不足已经很严重。仅靠加息，美国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不加息，通货膨胀摆在面前，老百姓生活受不了；加息，经济运行受不了，政府要背负高额负债。环球时报：在通胀飙升的背景下，美国仍鼓动盟友与中国“脱钩”，美国会找到新的增长动力帮其摆脱困境吗？王永利：这一次，美国很难找到新的重大增长点以拉动经济快速反弹。原来在全球化分工中，美国主要集中于最重要的科研、军事和金融等，剩下的普通加工业，特别是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美国大量往国外搬。但全球化发展至今，世界格局在深刻变化。那些发达国家、高福利国家靠先发优势，使得全球资源向它们聚集。但如今它们的聚集能力越来越弱，整个社会矛盾加剧。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经济得到巨大发展，中国的产业链、工业体系已相当完整，尽管底层原创技术不足，但很多领域包括基础设施、空间技术、新能源等已具备国际竞争力。美国很难在眼前阶段找到一个能替代中国的角色。把黄金储备运回来是否可行？环球时报：高盛最新报告称，2022年中以来，全球央行黄金购买量增加3倍。此前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将其实物黄金储备运回国内。您认为，将实物黄金储备运回国内是否现实？王永利：首先，作为海外储备资产的黄金储备，是在国际市场购买并托管在国际金融机构里，就像老百姓把钱存在银行一样，当你花钱时，不需要拿实物货币交易，只需通知银行把钱转给谁。黄金也一样，托管机构收到转账指令，就把托管的黄金从付款方账上转到收款方账上，不需要用实物黄金进行交割。但是，如果黄金托管在国际金融机构，就会像外汇存放在国际金融机构或投资在美西方一样，被冻结或被没收的风险不会减少。其次，把黄金运回来，不仅需要支付非常昂贵的运费和保险费，运回国内的黄金也很难用于国际支付。如果采用黄金实物来结算，交易成本大大提高，交易时效也远远落后，是不现实的。同时，如果美西方彻底与中国脱钩断链并实施经济和金融封锁，即使拥有黄金，也无法与美西方国家发生经济往来，甚至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交往也会受影响。环球时报：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2008万亿美元，较3月末下降448亿美元。您认为外汇储备规模维持在什么水平合适？王永利：这个问题需用历史的角度看。1950年到1978年，中国外汇储备平均每年余额不足2亿美元。直到1994年，国家推出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央行外汇储备加快增长并突破500亿美元。俄乌冲突爆发后，近一半俄罗斯央行外汇储备及大量俄罗斯企业和个人的境外资产被西方国家冻结。很多人担心并建议大规模减少外汇储备。实际上，短时间大规模压缩央行外汇储备非常危险，也很难做到。历史经验证明，央行外汇储备增减并不是随心所欲、想增减就能增减的。如果一国的外汇储备太少，无法与国际资本抗衡，也很难阻止国际资本对本币汇率与货币金融的恶意冲击，这在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很多东南亚国家受到巨大冲击时得到充分证明。当时如果没有中国内地超过14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支持，仅靠中国香港持有的不足9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很难抵挡住国际资本对港币的恶意冲击的。从历史上看，央行外汇储备增加是非常不容易的。中国拥有超过3万亿美元世界最大的央行外汇储备，已成为难得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金融核弹”。美元是全球中心货币，美国与中国维持稳定的关系，是双方共同需求。如果美元被大量抛售甚至崩盘，造成的风险非常大，是双方都不愿看到的。要追求长期稳健可持续发展环球时报：上个月，人民币已连续4个月成为全球第四位支付货币。环球银行金融通信协会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人民币国际支付份额有了新的提升。上述数据是否反映了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发生变化？王永利：只有综合国力特别是国际影响力最强大的国家的货币，才可能成为最重要的国际中心货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综合国力并不是仅仅指一国的经济实力，更不是指当年新增产值的GDP规模，而是包括教育、经济、政治等多种因素在内的整体实力。同时，综合国力再强，如果不对外开放，也很难有强大国际影响力。2022年，尽管美国GDP占世界总量不足25%，但美元在国际支付和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却远高于此。而中国，尽管GDP已达世界总量的18%左右，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成为世界最大货物进出口贸易国，但人民币在国际支付和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却只有2.5%左右。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认识。环球时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至今日，强势美元依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货币战争”，美国区域银行接连倒闭让外界担忧金融危机风险依然笼罩在全球上空。您认为，我们从上次金融危机应对当中能吸取哪些教训？王永利：我们看到，美国只要遇到重大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大规模刺激。但实际上，2008年金融危机全球央行推出的大规模刺激政策，留下了全球性需求不足等后遗症，危机根源没有消除。总结经验，我认为，第一，金融问题根源仍是经济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情况下，需要全球治理必须跟上并不断优化。第二，一个国家跟企业一样，不能追求爆发，而要追求长期稳健可持续发展，要尽可能避免大起大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