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来源 ： 新加坡国立大学EMBA。 分享嘉宾： 马建新，中文EMBA第29班校友，杰出学业银奖得主，道琼斯风险合规中国区负责人。 责编 | 若风 排版 | 五月 第 7791 篇深度好文：8131字 | 15 分钟阅读
商业思维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大国之间的博弈和竞争愈发复杂，这不仅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所体现，也深刻地影响到企业的战略决策和合规实践。
特别是美国对外投资审查机制，如何影响了风险投资，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同时，企业也需要面对“长臂管辖”和“小院高墙”的挑战。
那么，在这个变幻莫测的环境中，企业应该如何有效地“看天气、定战略、做决策”，确保国际化经营合规而又不失竞争力呢？
马建新先生向我们分享了他的个人见解和实践经验，为大家揭示企业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如何找到成功的合规之道。
当前，美国加强对外投资审查机制以及扩大“长臂管辖”和“小院高墙”的背景下，各国企业都面临着极大的风险与合规的挑战。我今天想与大家分享三个核心观点：
1.大局意识，培养国际视野
当我们企业“出海”时，不能仅仅盯住某一项规定或法条，而是“从只见树木，到看见森林”，“跳出合规来看合规”，以更大的视野，看到更广阔的世界，这样我们才不会被某一个事件或碎片化的信息所左右。
2.风险为本，摒弃规则导向
法律法规、国际公约无疑是重要的，但是现如今的法规繁杂到让人应接不暇，甚至各国法规之间存在冲突。那么我们应该合谁的规呢？我们需要根据风险场景来进行决策，而不是想当然的遵循规则。
3.做对的事，并把事做正确
执行力固然重要，但方向选择更关键。如果方向错了，那么再怎么努力也是徒劳无功。
正如傅强教授在2023年新国大中文EMBA开学典礼的演讲中提到的“做正确的事….切身感知人类的困境，以自己的方式找到切中肯綮的解决方案，这才是真正的价值创造，也是事业长青必不可缺的基础。”
近年以来，全球经贸秩序经历了多重风险挑战，从中美的贸易战，到新冠疫情带来的供应链中断，还有俄乌冲突后的经济制裁和出口管制……随着这些风险持续叠加，各国政府分别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措施来应对。
中国提倡“双循环”增强经济韧性和供应链弹性的新发展格局；新加坡推行高科技产业区域化“近岸外包”（near-shoring）（靠近产品消费地或最终装配地的国家进行生产）；欧盟强调“技术主权、数字主权和经济主权”解决供应链和产业链压力；美国提出“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概念，倡导在可信赖的盟友国家之间开展供应链合作和贸易关系。
在大国博弈的国际形势之下，曾经超级全球化的经贸秩序，已经开始向有限全球化或区域化的方向演变。因此，作为企业家和管理者，我们需要有清晰的战略定位和经营策略，才能在这纷繁复杂的的局面下，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以下结合最近大家关注的美国对外投资审查机制，以及“长臂管辖”和“小院高墙”谈几点个人看法，谨供大家参考。
一、美国对外投资审查机制及其影响
自二战以来，美国就采取至少以下两种措施来加强国家安全防御，并维持美国的全球综合竞争优势：
一是加强对外国资本在美国的投资安全审查（Inbound Investment Review），二是加强美国关键技术的出口管制审查（Export Controls）。
但是，自拜登执政以来，美国政府认为以上两方面均存在“漏洞”或“缝隙”，比如，美国资本向外国竞争对手的投资，尤其是在关键领域的投资，其实帮助了对方提高竞争力，同样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而这方面美国几乎没有相关的审查机制。
因此，拜登政府正在努力制订新的法案来强化所谓的国家关键能力，并设计“三位一体”的审查机制，即外国投资审查机制（Inbound Investment Review）和美国受控物项的出口管制（Export Controls）之外，新增美国对外投资的审查机制（Outbound Investment Review），旨在弥补漏洞，增强美国的长期竞争优势。
众所周知，资本是逐利(流动)的，因此美国的投资审查机制，逐步从审查外国投资者，到审查美国资本的输出和科技出口，从单一的“经贸摩擦”向多维的“竞争战略”，其中综合了“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法律战”、“人才战”等一系列的涉及关键能力的竞争与防御，实际上已开启了新型大国竞争模式。
但是，大家也不必惊慌，因为美国的对外投资审查机制是有边界的，并不是所有的投资都受限，也不是所有人都必须遵循这些规则。
为了大家能更好的理解，我们摒弃繁琐的法律术语，简要分析美国对外投资审查是什么？它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根据美国总统拜登在2023年8月9日签署的第14105号行政令，美国对外投资审查主要是针对美国人在受关注国家开展受管辖的特定技术和产品的投资交易。
这句话里面有几个重点：
1.何谓“美国人”？
根据第14105号行政令，美国人是指任何美国公民、合法永久居民、基于美国法律所设立的实体（包括其的境外分支机构）、以及任何位于美国境内的人士。
这是美国法律里的常用表述，其覆盖面相当广泛。因此，那些设立在美国的风险投资基金、拥有美国绿卡或美国国籍的人、以及身在美国境内的人都属于美国人的范畴。如果他们在中国开展涉及先进半导体、人工智能(AI)和量子计算等领域，将可能会受到美国对外投资审查的限制。
除此之外，美国人所拥有或控制的境外实体（直接或间接持有超过50%以上权益的实体），以及美国人在已知晓的情况下指导相关受限交易同样会受到限制。这也说明位于美国境外的投资者（比如在中国设立的子公司），只要其最终受益人为美国人也同样将受到限制。
当然，由于这些规则可能于2024年才生效，不排除美国政府还会修改其中的规则。我们还需持续关注。
2.受关注国家是谁？受关注国家实体是谁？
根据第14105号行政令，以及美国财政部投资安全办公室（Investment Security Office）发布的《关于美国在受关注国家开展涉及国家安全技术和产品领域投资的规定》（Provisions Pertaining to U.S. Investments in Certain National Security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s in Countries of Concern）的预立法通知（Advance notice of proposed rulemaking, ANPRM），目前受关注国家仅有中国（包括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
受关注国家实体将会包括：受关注国家的公民或永久居民，并且不是美国人；以及根据受关注国家法律设立的实体或主要营业地位于受关注国家的；还包括受关注国家的政府及其所拥有、控制或受其指导、或为其、代其行事的任何实体；还包括由以上实体所持有的任何实体。
3.什么是受管辖的投资交易？
根据ANPRM公开文件，美国财政部所谓的“受管辖交易”（Covered Transactions）主要是指受美国对外投资审查的交易类型，比如受禁止的交易和需通报的交易。
具体来说，比如收购受关注国家实体的股权或有股权；或者，向受关注国家实体提供债务融资，而且该债务融资可以转换为股权的；还有，可能导致设立受关注国家实体的绿地投资；以及与受关注国家实体成立相关的合资企业等等。
但这些受管辖的投资交易有个前提条件，就是涉及国家安全相关的特定技术和产品（covered national security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s）。
4.特定技术和产品包括哪些？
目前看，特定技术和产品范围仅限于“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这三个领域，比如先进集成电路（EDA工具和生产设备等）、超级计算机等等。
这个范围显然比之前提到的要大幅减小，比如2022年2月拜登政府发布《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National Strategy for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包含了20多个高科技领域。
虽然美国财政部声称这些特定技术和产品的范围需要与美国商务部进行协商，但这也说明美国对外投资审查动了很多投资者的奶酪，由于美国投资界和企业界大佬的积极游说，以及拜登政府为了美国的利益及其明年的总统大选，而做出的平衡之策。
其实，2018年《外商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 (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简称FIRRMA) 的就已提及“对外投资审查机制”，但是由于反对者的成功游说，以及在利益相关者的政治博弈之下，最终的FIRRMA法案版本中删除了相关内容。现在又重新启动或许说明“大国博弈”进入一个新阶段。
总之，美国对外投资审查机制目前只约束美国人，只针对受关注国家的特定领域，并且明确定义了受管辖的投资交易类型，避免与现有的投资审查工具重复，未来或将会与盟友国家联合审查。
二、企业如何有效应对“长臂管辖”与“小院高墙”？
一般来讲，“长臂管辖”（long-arm jurisdiction）主要是指美国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金融霸权为后盾，将其国内法律对他国实体和个人实施域外管辖权的行为。
根据美国在2021年发布的制裁政策评估报告（2021 SANCTIONS REVIEW），2000-2021年期间，美国政府实施的制裁数量增长了10多倍，比如2021年美国已生效的制裁措施累计达到9421项，较2000年增长933%。
特朗普执政期（2017-2021）实施的制裁累计达3900项，相当于平均每天挥舞3次“制裁大棒”。2021年拜登上台之后继续强化“长臂管辖”政策，并签署了大量的制裁行政令。比如2022年2月俄乌冲突之后，美国联合西方盟友对俄罗斯的制裁项目已呈指数级增长，史无前例。
而“小院高墙” （small yard, high fence）是拜登政府对中国采取的竞争战略。
“小院”是指与美国国家安全相关的特定技术领域，比如卡脖子（choke point）技术、具备重要竞争护城河（competitive moats）的技术领域等；“高墙”是指适当的战略边界，比如采取投资审查、科研限制等。美国对“小院”内、“高墙”里的领域采取更严格的管制措施，而这之外的其他领域，则可以与中国开展合作。
比如，拜登签署了《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 of 2022，CSA）、《通胀削减法案》（The Inflation Reduction Act，IRA）等一系列法案以促进芯片科技发展，加强对“先进制造业”的税收支持，包括关键矿产行业和电池制造业的供应链回流。
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也陆续出台多个法案，加强在关键技术、关键资源、关键能力和关键投资等领域的竞争力，希望成为“关键和新兴技术的世界领导者”（World Leader of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关键技术：
对维持美国作为世界主要超级大国的地位至关重要的技术领域，包括并不限于：半导体、大容量电池、生物科技、人工智能、量子计算、高超音速、金融技术以及机器人和海底无人机等自主系统。（参考：美国《国家关键能力防御法案》（ The National Critical Capabilities Defence Act ，NCCDA））
关键资源：
对美国供应链生产关键的产品、原材料或矿产等资源，避免非盟友国家拒绝提供服务导致的供应链断裂，比如稀土、磁铁和其他可用于军事目的的产品等关键产品；以及关键原材料(比如原油、食品和化肥等)；还有在太阳能电池板等一些领域，美国希望在友好国家之间实现资源多样化。（参考：美国参议院《创新与竞争法案》（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USICA，S.1260）
关键能力：
对美国至关重要的系统和资产，无论是实体的还是虚拟的，如果无法开发这样的系统和资产，或无法或破坏这样的系统或资产，将对国家安全或危机防范产生破坏性影响。
比如：医疗用品、药品和个人防护装备; 操作、制造、供应、服务或维修关键基础设施所必需的物品; 天灾人祸后对基础设施建设至关重要的物品; 对武器系统、情报收集系统的运作至关重要的系统组成部分的物品，或对军事或情报行动的进行至关重要的物品; 与上述任何系统和资产相关的供应链和服务。（参考：美国众议院《竞争法案》（COMPETES ACT））
关键投资：
一是对美国竞争优势有损害的海外投资行为，比如：新工厂建设等绿地投资，涉及知识或知识产权转让的合资企业等交易，以及包括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交易在内的出资等；
二是外国对美国的投资行为是否危及美国关键矿产和服务供应链韧性，以及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制造能力、服务、关键矿产资源或技术的所有权或控制权的相关交易等。（参考：2022年9月15日拜登签署第14083号行政令）
由此来看，“长臂管辖”和“小院高墙”已经不仅仅是合规问题了，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利益和地缘安全的影响下，合规已经逐渐被“武器化”了。比如，美国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限制，其实就是大国博弈的手段，其根本缘由或许是“修昔底德陷阱”在作怪，或许是政客们的地缘竞争游戏。
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没有充分认知到其中的游戏规则，没有建立好有效的合规管理框架，没有“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公司治理能力，就可能会成为炮灰。
面对这些风险，我们既要“拿起望远镜”提高思维认知，提高政治站位；也要拿起显微镜或放大镜，对这些风险加强识别。
总的来说，面对纷繁复杂的政策法规，企业家和投资者都需要有清晰的策略和前瞻性的思考，不仅要关注当前的规则，还要以风险为导向的持续动态应对。
三、大国博弈下的合规之道
1.从企业合规，到价值链合规
近年来，大多数企业都加强了自身的合规管理能力，实现了“合规体系化、体系流程化、流程信息化、信息数据化、数据智能化、智能有效化”等多方面的企业合规建设。
但是从近期的国际经贸冲突事件，以及企业违规案件来看，很多问题不完全是出在企业自身的合规能力，而是来自供应链的风险传导。
企业的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大家相互之间既是“利益共同体”，也是“风险共同体”。
供应链的中断会产生连锁反应，从设计商、供应商、制造商、到经销商等任一个环节的“脱钩”都会造成供应链的断层，从而影响价值链的网络。
供应链的合规，会促进产品的合规、业务的合规、从而实现企业整体合规。如果供应链存在违规风险，也将会传导给下游产品，从而给企业带来相应的风险。
即使所有“硬科技”都是自主研发，但如果供应链中的制造、组装、运输、渠道、投融资、资金结算等环节存在制裁风险，也会导致最后价值链上的风险产生。
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过程中，虽然不是每个供应链环节都创造价值，但不意味着该环节没有风险。
所以，我们要管控价值链的风险，而不是仅仅从经营效益和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合规投入与产出。从而让供应链更具韧性，形成供应网；让价值链更具柔性，形成价值矩阵。
随着企业在多个国家开展业务，利益相关者也会越来越多，价值链条会越来越长，因此如何有效地的识别价值链合规风险，就要从开始就要做好顶层设计，做好“端到端”的风险预判能力，做好供应链中断场景下的极限应急压力测试，动态优化价值链合规在不确定环境下的柔韧性和反脆弱性，而不是传统的仅根据“外部事件”来驱动价值链的合规管理。
比如，俄乌冲突、中美贸易战等外部因素是客观存在的。我们无法改变天气，但可以改变心情，改变企业经营管理模式，改变公司治理策略。
2.从要我合规，到我要合规
企业国际化经营“行稳致远”，还需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从被动转为主动。以往的实际情况表明，由于个别企业对合规不了解、不重视，造成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付出沉重的代价，交了高昂的学费。
有的项目付之东流，有的项目血本无归，教训十分惨痛。当前，大国博弈的形势下，全球规则和秩序面临重建，我们更加需要从战略的角度认识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中的合规意识，并从业务流程和场景里发现风险警示，从而提前预判风险，实现有效的风险防控。
比如，积极寻求关键技术的“不可替代性”或“可替代性方案”。“不可替代性”是指企业“硬科技”和“杀手锏”技术的持续保持领先；“可替代性”是指克服“卡脖子”技术难题，力争自主研发补齐短板，加快技术革新，打造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保障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都至少有一个替代来源，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这样在关键时刻就可以做到自我循环，确保在极端情况下企业正常运转。
再比如，积极制定完善的关键资源安全机制，通过投资、贸易和管理确保资源供应安全的主动安全观，以及高质量、可持续的资源应用机制，尤其在气候变化的大环境之下，合理平衡资源安全利用、开发与环境保护方面的关系，并从国际规则和标准体系方面开展全球资源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
虽然说地缘政治是影响企业国际化的一个要素，但是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看经济收益，“没有人做赔本的买卖”，所以企业可以充分利用供应链转移带来的新的业务机会。
比如新加坡高端制造业的东山再起，加大高精尖科技扶持力度，吸引高端人才加入，避免了类似美国的“铁锈地带”，通过赋能高端技术实现产业链结构和价值链延展的重新定位。
所以，拥有积极心态的企业家，将会把危机转化为机遇。正如傅强教授所说，“充满未知的时代，也将赋予我们无可逃避的共同使命，在山重水复的世界里寻找定位，在变幻不定的环境中重建价值。”
3.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现象”而非“真相”，因为大多数人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是停留在表面现象，没有深入探究背后的逻辑和真理，而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最可怕的其实就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所以在大国博弈之下，建议企业家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寻找真相。其中的方法就是"3W1H"。
3W1H：这是一个常用的问题解决和决策分析方法，它代表了 "What（什么）"、"Why（为什么）"、"Where（在哪里）" 和 "How（怎么做）"。在企业合规实践中，3W1H 可以帮助企业明确合规目标、原因、地点和方法，确保企业的合规实践更加系统化和标准化。以下是关于3W1H的简要解释：
What什么:
明确企业需要遵守的合规要求和标准。这包括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和企业内部的政策和程序。企业应该清楚知道哪些行为是允许的，哪些行为是禁止的。
Why为什么:
理解合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可以包括避免法律风险、保护企业声誉、增强客户信任、提高企业效率等。企业应该知道为什么要进行合规实践，这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合规要求。
Where在哪里:
确定合规实践的适用范围和地点。这可以是全公司范围，也可以是特定的部门或地区。企业应该知道在哪些地方和情境下需要进行合规实践。
How怎么做:
制定和实施合规策略和程序。这包括制定合规政策、提供合规培训、建立合规监控和审计机制、处理合规违规事件等。企业应该有明确的步骤和方法来确保合规要求得到有效的执行。
在企业国际化经营时，我们时刻需要明确“你是谁”，“你在哪里”，“你要去哪里”。这是我们业务中的核心逻辑。例如，我们需要知道货物的来源和目的地、资金的用途、以及最终的用户。
我们不要只看眼前的利益，而要“端到端”的思考企业的安全边界，从而确保战略方向是正确的。
这要求我们“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深入探究，如何使企业战略定位适应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何优化企业在价值链中的产业布局，如何保障企业可持续的安全发展？
总之，在当前波诡云谲的地缘政治背景下，我们要多向新国大的老师请教，多和同学校友交流，多与价值链上的合作伙伴切磋，共同寻找在大国博弈下的企业合规之道，真正做到“未雨绸缪，防患未然”，真正实现：“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笔记侠立场。
主办方简介——
新加坡国立大学(简称NUS)建立于1905年，是全球排名第八，亚洲第一的世界级顶尖学府。新国大中文EMBA硕士学位课程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旗舰项目，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全球化战略眼光的企业家、管理者和商界领袖。在最新QS全球EMBA排名前16名榜单中，新加坡国立大学是跻身于欧美院校中的唯一一所亚洲本土高等院校，而国大中文EMBA项目也是唯一入选的用中文授课的EMBA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