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世界一体”新闻网站近日报道称，诺贝尔奖委员会决定将经济学奖颁发给哈佛大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这是女性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的一大胜利。戈尔丁是第三位获得这一荣誉的女性，也是第一位独享这一荣誉的女性。
然而，打破玻璃天花板对戈尔丁来说并不新鲜。她是第一位在哈佛大学享有盛名的经济学系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
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
戈尔丁有关历史上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她在变革性的上世纪70年代开始了学术之旅。当时正值女权主义运动高峰，女性在经济中的作用迅速发生变化。
她在1998年的文章《作为侦探的经济学家》中回忆了她的学术热情是如何开始的：“女性在年轻、单身时出现在数据中，在丧偶时也经常出现。但她们的故事在婚姻期间很少被听到，因为她们往往不生产商品和服务。”
作为她的博士生导师，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福格尔在戈尔丁的早期学术生涯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福格尔在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他将戈尔丁带入了经济史领域。
戈尔丁1995年的论文《气候计量学与诺贝尔奖》是对福格尔的致敬。她写道：“他们（福格尔和诺思——共同获奖者）是与众不同的。对他们来说，经济史不是经济学的侍女，而是一个独特的学术领域。”她认为福格尔为经济史赋予正式的形式，“类似于将数学模型和统计学注入经济学的其他部分”。
戈尔丁所做工作的特别之处在于，她能够透过经济史的棱镜看待劳动和性别。通过这样做，戈尔丁向世界提供了“几个世纪以来关于女性收入和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的首次全面描述”。
虽然很难用几段话来总结戈尔丁的工作，但她的三篇研究论文可以让我们对此获得足够了解。
戈尔丁最出名的研究论文可能是《避孕药的力量》。该论文追溯了避孕药对女性工作生活的影响：避孕药赋予女性生殖自主权，提高了她们的教育和职业自由。
另一篇重要论文《静悄悄的革命》推测女性越来越多地推迟结婚和生育，以便将更多精力投入高等教育和职业生涯。该研究还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女性进入医学、法律和管理领域，而女性教师、图书管理员和护士的人数开始下降。
但她最重要的研究是关于性别薪酬差距。她在2014年的论文《性别大趋同》中谈到了男女工资差距为何与其说是人力资本差异，不如说是劳动力市场奖励长时间工作并惩罚灵活性不足。
她所有研究工作的共同主题是一丝不苟地使用历史记录——她从美国收集了200多年的数据——和定量经济方法来理解过去和现在。
她在获奖后告诉诺贝尔奖委员会：“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一名侦探。侦探始终相信有办法找到答案。”戈尔丁曾经梦想成为一名考古学家，她一直善于做调查。考古学之失实为经济学之得。
戈尔丁利用她的“侦探”技能挖掘经济真相，消除错误看法，提高了这个世界的性别意识。
揭开性别差异背后原因
美联社认为，戈尔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因为她的研究帮助解释了为什么世界各地的女性比男性参加工作的可能性更低，而且找到工作后挣钱更少。
据美联社报道，世界上大约只有一半女性从事有工资的工作，而男性这一比例为80%。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差距是对机会的浪费：就业机会往往没有落到最胜任的人身上，因为女性要么没有参与竞争，要么没有被给予充分考虑。
此外，一直存在的工资差距——发达经济体的女性平均收入比男性低约13%——阻碍了女性工作或继续接受教育以获得更高阶的工作机会。
现年77岁的戈尔丁研究了这种差异背后的原因。她发现，这通常是由女性做出的有关她们在就业市场上发展前景的决定和她们的家庭环境所导致的。一些女性低估了自己的就业机会，还有一些人觉得家庭责任让她们不堪重负。
戈尔丁指出：“现在女性受教育程度比男性高，大学毕业的比例比男性高得多，在高中阶段的表现也比男性要好得多。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差异呢？”
她说：“而且我们意识到，这些差异虽然出现在劳动力市场上，但确实反映了个人的家庭内部情况。这是家庭内部发生的事情和劳动力市场上发生的事情之间的一种互动。”
为了解其中缘由，戈尔丁仔细研究了200年来的劳动力市场数据。这项任务是一个艰苦的调查过程：女性的工作通常并不出现在历史记录中。例如，与丈夫一起在农场工作的女性，或在家里从事织布等家庭作坊式工作的女性，通常没有被统计在内。
戈尔丁利用工业统计和有关人们如何利用时间的历史调查等资源编制了新的数据库。她发现，官方记录严重低估了女性的工作量。
戈尔丁还发现，事实证明，婚姻对女性就业的阻碍比以前认为的更严重。20世纪初，只有5%的已婚女性工作，而全部女性的这一比例为20%。直到20世纪30年代，法律还常常禁止已婚女性继续从事教师或办公室职员的工作。这些法律最终被废除。
1950年推出的避孕药使女性能够为自己的教育、事业和家庭制订长期计划。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美国女性要么有工作、要么正在找工作的比例稳步上升，此后这一比例才稳定下来。
薪酬制度决定收入差异
随着越来越多女性走上工作岗位，男女收入差距缩小，但并没有消失。
戈尔丁整理了两个世纪以来有关男女薪酬差距的数据。她发现，19世纪上半叶和1890-1930年期间，由于企业需要更多行政和文职人员，男女收入差距缩小。
但1930-1980年期间，尽管有更多女性参加工作和上大学，缩小工资差距的努力却停滞不前。
戈尔丁确定了其中的首要原因：当了母亲。一旦女性生了孩子，她的工资往往会下降，而且之后的增长速度也不会像男性那样快，甚至在受教育和专业背景相似的女性和男性身上也是如此。
现代薪酬制度往往会对长期不间断工作的员工进行奖励。公司通常要求员工能随叫随到，对于平时加班到很晚和周末上班也能灵活处理。对于通常比男性承担更多育儿责任的女性来说，这可能很困难。
戈尔丁表示感到失望的一点是，女性在美国比在法国、加拿大或日本工作的可能性低。这与20世纪90年代美国女性在劳动大军中享有世界最高比例时的情况截然相反。
她说：“看到这些数字时，我认为美国出了一些状况。我们必须要问一下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必须退后一步，提出问题，把家庭、市场和就业中的情况结合起来看。”
戈尔丁建议为女性在平衡育儿和工作责任方面提供更多帮助，通常是来自伴侣的帮助。她说：“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平分职责或创造更多夫妻平等的机会，这通常会带来更大程度的性别平等。”
戈尔丁指出女性面临的另一个障碍，即大多数孩子都在下午的某个时间点放学。“我们很少有下午3点就下班的工作。因此，延长学校课程也很重要，但这需要花钱。”
尽管如此，戈尔丁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一直是个乐观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