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现代金融史上空前的一场大萧条。
这场萧条的跌幅之大（下跌90%），持续时间之漫长（十几年），并最终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果之毁灭性，都是历史罕见的。
审视这场大萧条，我们会发现，原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是1920年代美国经济的大繁荣及泡沫。
这场繁荣是由众多利好堆积在一起形成的，包括生产力进步、出口繁荣、政府加杠杆、民间加杠杆等等。
生产力进步的典型例子，是汽车行业引入了福特制的流水线技术，制造业发明了标准化管理的泰罗制等等，让工人的产出和收入大幅增长。
另外，无线电和电机技术的进步，让收音机、洗衣机、空调、冰箱等家电进入到千家万户，引发了另一场消费狂欢。
出口方面，一战后欧洲强国被打残，美国公司趁机抢占了许多本来由德国、法国占领的海外市场，支撑了经济的继续繁荣。
上至政府，下至民间的疯狂加杠杆，也是不可忽略的。
民间层面，资本家们发明了分期付款制度，让普通老百姓可以先消费，再付款，进一步刺激了房地产、汽车等各行业的消费繁荣。
政府层面，柯立芝总统大搞“市场放任主义”，松绑金融管制，任由信贷泡沫膨胀，表外电话贷款、信托投资、股票赊购等金融创新不断出现，让杠杆进一步放大。
空前的大牛市，导致泡沫一旦破灭，必然带来巨大的跌幅。
第二，大萧条的政策应对失误。
坦率的说，如果政府应对得当，再糟糕的问题，也是有缓冲机会的。
但偏偏，当时的共和党胡佛政府，却犯下了一系列错误，导致问题被持续放大。
第一个错误，是收缩流动性。
在股市崩盘中，疯狂的资产抛售会加剧流动性危机，政府理应及时救市。
但当时的美联储刚成立不久，缺乏应对常识，不仅没有救市，还加大力度去杠杆。
统计数据显示，在1929-1930年间，美联储依然在执行着反通货膨胀和经济紧缩政策，将利率定在高位，让货币供应量下降了三分之一，以维护金本位制度。
直接后果就是出现了一波企业倒闭潮，5000多家银行倒闭，86000家企业停工，1300万工人失去了工作，27万个家庭被赶出出租屋。
第二个错误，是加税。
经济危机中，企业和个人都没钱，自然应该通过减税来刺激消费，激活市场。
但胡佛政府却是反其道而行之。
由于经济萧条导致联邦政府税收减少，赤字激增，《1932年税收法案》被两党无异议通过。
按照新法案，个人所得税和营业税大幅提高，地产遗产税涨了一倍，就连战时货物税也重新开始征收，最终让经济雪上加霜。
第三个错误，开打贸易战。
经济开放、自由贸易，能促进生产力进步，这是《国富论》的奥义所在。
但经济危机中，蛋糕缩小，胡佛政府为了迎合民粹需求，最终通过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
这部法案大幅提高了农产品与工业品的关税，并迅速引来了欧洲国家的反制和报复措施，使美国的进口额和出口额都骤降50%以上。
于是，19世纪以来确立的世界贸易市场一夜崩溃，将美国经济进一步推向了深渊。
过度的繁荣和错误的应对，本来就让危机很深重了，但很多人没有留意到的是——
这轮萧条之所以如此漫长，背后还有一个长期性问题，第一次出现了。
那就是人口危机。
过去的一百多年，美国之所以能蒸蒸日上，超越欧洲，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人口规模大，并且增长速度快。
1776年，当华盛顿宣布独立时，这个国家只有250万人。
一个世纪后，到1880年，美国人口增长到5000万左右，增长了近20倍。
1920年，美国人口增长至1.05亿人，是发达国家中第一个人口过亿的国家，比当时任何其它国家的人口增速都要快。
不过，在1929年-1933年的大萧条期间，美国人口却罕见地下降了700万人。
究竟发生了什么？
后世的分析表明，原因主要是出生率的下降，和移民的减少。
首先是年轻人变得不愿意生孩子了。
显著的转变发生于1920年，美国宪法第19条修正案通过，女性破天荒地获得了选举权，社会地位大幅度提高。
受此影响，已婚妇女再就业成为一种风尚，女性的生育意愿大幅度降低，晚婚晚育变得普遍，这就导致了生育率的下降。
另外，是移民的减少。
美国历来是移民大国，仅从1880-1920年，就有大约2500万人从欧洲移民到美国，这是美国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
但一战之后，美国跻身世界强国，欧洲各国迎来大衰退，导致移民美国的浪潮进一步高涨。
汹涌而来的移民潮引发了保护主义，1921年，美国通过《移民紧急限额法》，1924年又通过《国别来源法》，从国别和名额上限制了移民的流入。
所以在大萧条之前的1920年代，美国人口其实就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但人们并没有过多重视，如今大萧条弥漫，失业率高企，又进一步导致了生育率的下滑，人口危机加重。
人口减少，意味着消费市场的萎缩，危机进一步长期化。
如此多重因素积累下，内需低迷、出口崩溃、企业连环倒闭、股市连年下跌，最终让大萧条的时代变得毫无希望可言。
幸运的是，美国在小罗斯福总统上台后，及时推出新政，让经济危机没有酝酿成大规模的政治动荡。
美国之外的世界，就更悲惨了。
在西欧和日本，由于失业率高企、两极分化和政府无能，导致民粹主义盛行，越来越多废青上街，打砸、火烧店铺，最终演变成法西斯统治。
在东欧和亚非拉，则是饥荒遍地、革命情绪高涨、战火不断绵延扩大的暴力世界。
这就是1930年代的世界，一个毫无生机的绝望年代。
在这样的时代搞投资，无疑是地狱级别的。
无数的股神，就是在这样的跌跌不休中坠落凡尘，从此一蹶不振。
无论是天才的交易大师利弗莫尔，还是价投的祖师爷格雷厄姆，都被这轮大萧条折磨得痛不欲生。
利弗莫尔虽然在大萧条的早期，通过做空赚到了一亿美元，攀上投资生涯的巅峰，但最终却在漫长的底部震荡中耗尽了元气，以自杀了却残生。
真正的股神，不在于他是否遭遇过挫败，而在于他能否在挫败过后，反思策略，找到重生之路。
格雷厄姆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做到了这一点。
本杰明·格雷厄姆，1894年5月9日出生于英国伦敦，婴儿的时候随父母移居纽约。
他的父亲是一个瓷器和古董商人，原是波兰贵族，由于波兰被俄国占领，他先后移民到伦敦和纽约，将这个家庭带到了世界金融中心。
格雷厄姆在少年时代获得了良好教育，曾就读于纽约最好的高中之一布鲁克林中学，接着考入了哥伦比亚大学。
在求学生涯中，数学是这位学霸的最爱。
他喜欢数学中所展现的严密逻辑和必然结果，而这种逻辑的理智对于以盲目和冲动为特色的金融投资市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1914年，格雷厄姆大学毕业，进入纽伯格·亨德森·劳伯公司成为一名证券分析师。
当时，市场上的主流分析方法是道氏理论，主要看大势，而对个股的财务分析仍处于很原始的阶段。
格雷厄姆透过大量的财务研究，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奥秘。
当时的上市公司们，为了隐瞒利润或在债权清理时逃脱责任，常常千方百计地隐瞒公司资产，公司财务报表所披露的往往是低估后的资产。
格雷厄姆认为这里存在一个重要的机会，只要大量并全面的分析公开资料，多方对比，要找到这些存在隐匿性资产的公司并不难。
一旦发现了，悄悄买入，然后推动市场对其资产价值的发现，最终的胜率是很大的。
第一战在1915年，标的是一家即将破产清算的矿产公司——哥报海姆公司。
通过对公司旗下的矿产资源、市场报价的核算，以及与股价、市值的对比，格雷厄姆判断，标的市值与其实际资产价值之间有一个巨大的价差空间。
于是，格雷厄姆建议上司大量买入股票埋伏，等到1917年标的公司资产清算时，获得了18.53%的回报。
此后不久，格雷厄姆升任为纽伯格公司的合伙人，1923年离职，成立了格兰赫私募基金，开始在华尔街大展宏图。
1920年代，格雷厄姆最有代表性的案例是杜邦。
杜邦是一家化工企业，早期的主要业务是火药，在一战中通过出口火药到欧洲大发横财，跻身为美国的核心资产，股价翻了几十倍。
但一战结束后，火药市场大大萎缩，杜邦的股价自然也跌跌不休，成了市场的弃儿。
格雷厄姆盯上了杜邦，通过研究，他发现杜邦竟然持有通用汽车的股份。
原来在一战期间，杜邦财源滚滚，忍不住就搞了一堆多元化的投资，买下了许多行业的股票。
通用汽车正是其中之一。
战争导致内需萎缩，通用汽车出现短期现金流危机，杜邦趁机充当白马骑士，拿到了通用汽车的大量股份。
几年过后，时移势易，杜邦的军火出口生意越来越难做，通用汽车的内需消费生意却风生水起了。
格雷厄姆通过财务核算发现，杜邦股票在被长期抛售之后，市值竟然已经低于它持有的通用汽车股份的资产价值了。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随后，格雷厄姆大量买入杜邦的股票，随着市场先生的价值回归，大赚了一笔。
从这两个早期案例中，已经能看出格雷厄姆与其它同时代的投资者截然不同的投资策略。
简单来说，就是通过财务分析，寻找资产价值被低估的公司股票，买入并等待市场先生的醒悟，然后获利卖出。
相比起股价走势和市场题材，他更关注公司的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无形资产等的核算评估。
他是华尔街有史以来第一个通过数量分析法来进行股票投资的人，这种方法论延续在了他的一生中，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成功和荣耀。
在1920年代的大牛市中，格雷厄姆成为了明星基金经理，私募管理资产从45万美元扶摇直上至250万美元。
甚至连大名鼎鼎的巴鲁克，都想邀请他为合伙人。
但这种方法论，并未能通过1929年大崩盘的考验——
1929年，道琼斯指数全年跌幅15%，格雷厄姆的基金跌了20%；
1930年，格雷厄姆以为熊市已经结束，加杠杆押注反转，结果当年道琼斯指数下跌29%，格雷厄姆的基金下跌了50%。
1931年，格雷厄姆被迫将仓位降低，但基金仍然无奈的再次下跌16%。
在漫长的大萧条中，为了维持生计，格雷厄姆不得不选择回到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找了一份工作，教授“证券分析”的课程。
在讲课过程中，格雷厄姆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检视、修补、完善，让其变得更科学与体系化。
接着，格雷厄姆开始写书。
1934年出版了经典的《证券分析》，这本严谨的大学教科书迄今已卖出了超过10万册，奠定了格雷厄姆“现代投资之父”的地位。
1936年，他撰写了广受欢迎的《财务报表解读》，第二年，《储备与稳定》出版。
1949年，他又出版了《聪明的投资者》，正如书名所暗示的那样，它是一本写给那些想成为聪明的投资者的人看的书。
这本书的阅读门槛相对较低，更适合大众，因此每次再版都能卖出数十万册，影响力巨大。
这些著作，让格雷厄姆名满天下，吸引了无数门徒，包括股神巴菲特。
正如后来巴菲特在访谈中说过的一句话，“读懂格雷厄姆的书的人，全部发了财。”
格雷厄姆的投资事业，也开始风生水起。
虽然1930年代的道琼斯指数依然在低位徘徊，但是从1932年起，格雷厄姆的基金业绩却开始了缓慢而持久的回升。
到1935年底，所有过去的亏损都赚回来了，基金净值回到了1929年的高位。
1936年1月1日，因税务因素考虑，格雷厄姆将私募基金改组为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接管过去的业务。
接下来的20年，一直到1956年退休，格雷厄姆不断挖掘低估标的，每年的业绩都高于道琼斯指数，在投资之路上一往无前。
那么，以1932年为分水岭，在格雷厄姆的投资方法上到底有多大区别？
综合来看，区别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对风险看得更重了，提出“安全边际”概念。
格雷厄姆很早就致力于通过财务方法来测算企业的内在价值，即通过对公司的资产、收入、利润以及未来预期收益进行评估，来测算企业的未来获利能力。
他相信，一个公司的内在价值=公司的未来预期收益✖一个适当的资本化因子。
在这种数据模型的计算方法下，公司的内在价值是相对清晰的，股票之间的投资价值也就能直观判断。
通过对比，买入低估的股票，从长期来看，获胜的概率总是更高的。
但1929-1932年的大崩盘，给了格雷厄姆当头一棒。
让他意识到，在大牛市的高估值环境里，所有的股票都是高估的，即使“相对低估”，也并不安全。
毕竟市场存在牛熊周期，在不同的周期阶段，市场对估值因子的看法差异巨大。
这种情况下，要想获得最安全的筹码，就必须综合所有估值因子，在绝对低估的情况下进行买入并持有。
格雷厄姆最终提出了两种，他认为是最安全的选股法：
第一种，是买入低市净率的股票，价格应该低于净资产价值的三分之二。
第二种，是买入低市盈率的股票，价格应该低于过去五年最高市盈率的40%。
格雷厄姆满意的认为，市场总是短期无效而长期有效，只要我们坚持以4毛钱的价格买入值一元的股票，耐心的坚持下去，最终一定能赚到钱。
当然，即使买入了具有足够安全边际的股票，也有可能存在价值陷阱、财务暴雷、熊市下股价持续下跌等各种风险。
为了规避这些风险，格雷厄姆的方法是：尽量分散投资。
他认为，投资者应该建立一个尽可能多元化的投资组合，从而减少风险。
比如，持有25%的债券，25%的股票，另外50%的资金根据市场形势灵活分配比重；
股票要分布在各个行业的多家公司中，行业的彼此关联性要足够低，等等。
1998年，一位名为沃尔特·施洛斯的投资人，发表了一个名为《华尔街65年》的著名演讲，让我们得以更深入的窥见格雷厄姆的选股策略。
沃尔特·施洛斯曾经在1946-1955年担任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证券分析师，得到了格雷厄姆的言传身教。
此后，他自立门户，1956-1983年的年化收益率高达21.4%，也相当不赖。
据沃尔特·施洛斯讲，1946年他为格雷厄姆工作的头一年，公司拥有410万美元的投资组合，其中110万美元投资了股票。
110万美元并不多，但持有的股票却高达37只，相当分散。
这些股票，都是盈利能力很差，不受市场青睐，股价低迷，但拥有大量净资产的二线股。
它们的长期前景往往也很差，到1990年代，37只股票中的35只都消失了。
现在仅存的两只股票，一个是教育出版公司麦格劳·希尔，一个是投资公司Tri-Continental Corp。
其余的，要么被收购兼并，要么破产了。
这些股票包括：业绩暴雷后股价大跌的铜矿企业Asarco，产能过剩造成股价低迷的机床企业琼斯-拉姆森机械厂、新不列颠机械厂，还有一些担保公司和保险公司等。
既然业绩差，前景也不好，为啥要买入并持有呢？
唯一的原因，就是便宜。
沃尔特·施洛斯解释道，这些股票大多数已经持有了几年，很多都是在二战前买入的。
二战爆发后，政府为了筹集军费而推出超额利润税，导致股市下跌，很多高成长性企业都遭受了打击。
而格雷厄姆持有的这些股票，却因祸得福。
一来，这些企业本来就业绩糟糕，利润微薄，因此不必缴纳超额利润税。
二来，这些公司拥有大量净资产，在战争中，很多资产都能为政府和战争提供服务，因此业绩开始回暖。
比如矿产和机械企业转型军工，教育出版和保险公司都是面向政府提供服务的。
到二战结束前后，这些股票的回报已经相当丰厚。
格雷厄姆就是这样，大量的、分散性买入廉价股票，也没打算长期持有，但同时又具有足够的耐心。
因为分散买入，个别股票的暴雷或破产，影响并不大。
因为足够耐心，也不贪婪，只要涨起来了就卖掉，并不追求“逃顶”，因此总能落袋为安。
其实，说到底，格雷厄姆就是个逆向投资者。
但他从来没用过“逆向投资”这个词，因为他的投资逻辑就是“便宜”。
未来这些股票怎么反转，什么时候反转，反转的逻辑是什么，都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第二点，投资理念进化，转向长期持有。
格雷厄姆虽然长期坚持“价值投资”，捡没人要的“烟蒂股”，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但这种策略并没有延续他的一生。
54岁之后，他转向了长期持有优质公司之路。
1948年，格雷厄姆买下了一家名为政府雇员保险公司GEICO（Government Employees Insurance company）一半的股份。
这笔投资的买入成本为72万美元，相比起过去的分散投资，这次可谓重仓了。
为何一反常态呢，这可不像格雷厄姆的风格啊？！
GEICO是一家很年轻的公司，1936年创立于德州，当时不过是家12年历史的小公司。
但它的成长性极好。
该公司主要从事汽车保险业务，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通过邮寄传单的方式触达消费者，因此不需要向保险代理人支付佣金，渠道成本可降低10%-25%；
第二，目标客户聚焦于政府雇员，因为他们的平均索赔比率远低于其他人。
政府雇员是生性谨慎、保守的人群，汽车安全事故率很低，加上低渠道成本，两项合计，可让保险运营成本下降30%-40%。
更重要的是，政府雇员的职业相对稳定，收入稳定，基本不受经济危机的影响。
因此在大萧条的十几年间，GEICO取得了惊人的增长，是当时美国最闪亮的保险业新星。
如此优秀的商业模式+良好的成长性，在投资上当然是值得长期押注的。
但问题在于：它的估值肯定不便宜，格雷厄姆又为何会买呢？
原来，GEICO公司25%的股份归创始人Leo Goodwin持有，其余75%归银行家和投资人Fort Worth家族持有。
1948年，美国经历了战后的首次经济衰退，标普500指数下跌了20.6%。
Fort Worth遭遇流动性危机，被迫出售资产自救，GEICO公司的股份就这样被割肉了。
格雷厄姆因为是在熊市时买下的，价格肯定不贵。
更重要的是，这次他选择了长期持有，1956年解散公司后仍然以个人身份持有。
接下来的20多年，GEICO公司继续快速成长，客户群拓展至主流中产阶层，并发展成为美国第五大汽车保险公司。
利润率虽然下滑了一些，但营收规模的持续增长，让它的股价不断上行。
1948年，GEICO的股价为27美元，1972年达到顶峰16349美元，最大涨幅高达600倍。
即使是以1956年，格雷厄姆公司解散时为止，涨幅也高达10倍。
格雷厄姆后来曾感叹道，买入GEICO一半股权带来的利润，远远超过了他一生其它所有投资的总和。
这笔成功的投资，让格雷厄姆完全实现了财务自由，并且对赚钱感到厌倦了。
于是在1956年，他62岁那年，辞去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解散了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先后搬到加州的洛杉矶和法国的普罗旺斯，颐养天年。
除了格雷厄姆之外，另一位在大萧条期间实现重生的，是巴菲特的另一位老师：费雪。
众所周知，巴菲特有两位老师，一位是价值投资之父格雷厄姆，另一位便是成长股之父费雪。
和格雷厄姆的成长经历类似——
费雪也是一位学霸，1928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毕业后进入旧金山国安盎格国民银行担任证券分析师。
在1929年的大崩盘中，初出茅庐的费雪也栽了个跟斗，持有的3只股票（一家是火车头公司，一家是广告看板公司，一家是出租汽车公司）都跌的惨不忍睹。
屋漏偏逢连夜雨，他在大萧条前期不仅投资失败，随后跳槽的证券经纪公司也倒闭了，陷入失业的困窘之中。
1931年，找不到工作的费雪选择发展个人事业。
他租了一个地下办公室，没有窗户，只能容下一张桌子和两张椅子，名为“费雪投资管理咨询公司”。
业务就这样从零开始了。
据说到1935年，费雪已经拥有一批非常忠诚的客户，其事业亦获利可观。
二战期间，费雪应征入伍，在陆军航空兵服役了3年半（1942-1946），战后回来继续发展投资事业。
战后的半个世纪，费雪的投资业绩长期跑赢大盘，年化收益率高达20%，名气渐渐出圈。
1958年，他的代表作《怎样选择成长股》一经出版，随即成为《纽约时报》有史以来登上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一部投资方面的著作。
1961年，费雪受聘于斯坦福大学教授高级投资课程，和格雷厄姆一样走上了讲坛，传道众生。
一样的名校毕业，受过专业财务训练，随后成为美国最早一批证券分析师之一。
一样的在大崩盘中头破血流，随后在大萧条中挣扎站起，战后迎来事业上的高光时刻。
一样的著书立说，在大学传道授业，最终在股坛成就一代宗师的地位。
两人如此相似的人生轨迹，但投资思想在早中期却是南辕北辙。
格雷厄姆强调的是安全边际，买得便宜是第一位的，防范风险、绝不亏损是最重要的。
这是一种防守反击的策略。
费雪强调的则是公司前景，持有成长性是第一位的，长坡厚雪、十年十倍是最重要的。
这是一种正面进攻的策略。
正面进攻，容易暴露风险，过度关注成长性，会导致估值昂贵，怎么办呢？
费雪因此特意强调几点——
第一，关注公司的前景时，重点应该是长期前景，而不是一两年的业绩好坏。
因此重点应该是研究两点：
1是赛道潜力，即市场空间是否足够大，生意模式是否有利于形成马太效应、强者恒强。
2是公司管理能力，即公司管理层是否有长期的发展战略，以盈利维持成长而非融资，业务差异化，重视研发与营销，道德是否良好，不欺骗股东，不压榨员工，员工升迁基于能力而非任人唯亲，等等。
一定要仔细的研究，越深入越好，最好亲自去公司调研，与管理层交流，特别是了解他们对困境的反应。
第二，趁着股价打折时买入。
“我不会买市场偏好的股票。假如我去参加某只科技股的会议，会场里面挤满了人，只有站着的地方，那么通常这是个很明显的信号：现在不是买入这只股票的时候。”
成长性好的公司往往价格昂贵，这个时候跟风买入，往往是赚不了钱的。
因此大多数时候都要耐心等待。
等待行业遭遇困境，公司业绩遭遇逆风，股价大跌的时候，才是上车的最佳时机。
第三，真正出色的公司是很少的，因此一旦遇到合适的买入时机，就应该重仓买入。
和格雷厄姆强调“多而散”的组合策略不同，费雪强调“少而精”，他曾表示：
“我的资金有65%~68%会投入到我真正看中的4只股票上面，大约有20%~25%是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剩余的资金会放到有前途的5只股票上（备选考察）。”
“每个10年我都会这样做，从30年代的2只股票开始，我总共发现过14只核心股票，这是一个很小的数目。
但是，这么多年里它们为我赚了很多钱，其中最少的都有7倍的投资回报，最多的收益甚至能达到几千倍。
我还买过50~60只其他股票，它们都让我赚了钱。
当然，我也亏过钱，有两次投资缩水过50%，还有很多次损失10%的经历，这其实就是做投资生意的成本。
然而，大多数的情况是，一只股票温和的下跌后，我会买入更多，最后它还是带来了巨大的回报。
但是，这些例子和那14只赚大钱的股票相比起来，实在是没有什么好说的。”
第四，长期持有，甚至用一生来坚守。
和格雷厄姆上涨就卖出，偏重中短期交易的风格不同，费雪强调的是长期持有。
他表示，“我持有它们的周期都很长，最短的都有8~9年，最长的有30年。
我不喜欢把时间浪费到赚许多次小钱上面，我需要的是巨大的回报，为此我愿意等待。”
“许多人信奉波段操作，但是至今没有一个靠波段操作成为投资大师的。
波段操作企图提高赢利效率，所谓抄底逃顶，这些乌托邦式的思维，实际可望而不可及。”
因此，不关注短期财务数据，不关注宏观环境变化，只要坚信这是伟大的好公司，就牢牢抱住，逢跌就买，即使下跌50%也面不改色，继续加仓。
第五，卖出的原则是“看错”。
只要是投资，就会有风险，就会犯错，这是无可避免的。
只要发现看错了，最重要的是尽快承认错误，及时卖出，不管是亏损的，还是盈利的。
卖出的唯一理由就是“看错了”，这原来不是“一家伟大的公司”。
不管曾经在上面赚了多少钱，短期是否还有上升空间，也不管是否被套牢了，短期是否可能反弹解套。
费雪的投资哲学就是以上这些，趁着股价打折时，集中买入少量的、那些你能看懂的、伟大的成长型公司，并持有十年到二十年以上。
简单易懂，但又很难做到。
费雪擅长的是科技股，因为往往只有具有创新能力的公司才能获得长期高速的成长性。
而且集中在“硬科技”领域，即高端制造业上，这类公司往往是世界级的行业龙头，产品领先，规模效应巨大，毛利率超越平均水平。
他强调，“其他领域，比如零售和金融，它们都是极好的机会，但是我并不擅长。”
费雪一生中最重要的三个明星案例，是德州仪器、摩托罗拉、陶氏化学。
德州仪器是1955年买入的，到1962年涨了14倍，随后在熊市中暴跌80%，周期反转后创出新高，最终持有到1969年，长达15年，整体涨幅高达30倍。
摩托罗拉是1960年代中后期买入的，持有21年，股价上升了19倍，不计算股利，年化收益15.5%。
陶氏化学是1947年买入的，一直持有到1980年代，也是延续30多年的持有，风雨无悔。
在二战之前，费雪买了什么股票，现在留存的资料几乎没有提及。
但纵观费雪的一生，自从在1929年的大崩盘摔倒后，他就越来越强调寻找那些具有穿越牛熊能力的伟大公司，并且对创新型硬科技公司的热爱一以贯之。
德州仪器、摩托罗拉，这两家公司的成立时间很相近，都在1930年前后，并在随后的大萧条中逐渐崛起为美国新一代核心资产。
摩托罗拉成立于1928年，因为在1930年发明了首款车载收音机，而逐渐崛起为无线通信行业的龙头。
德州仪器成立于1930年，早期是一家军工电子企业，是二战中美国海军和陆军通信兵团的最大军工承包商之一，随后发明了硅晶体管和集成电路，成为半导体行业的龙头。
陶氏化学虽然成立更早，可以追溯到1897年，但爆发性的成长也是在1930年代，1935年首次推出乙基纤维树脂，抓住石油化工革命的风口，从而跃升为化工业龙头。
相信在二战以前，费雪热爱并买入的，大概率也是这种创新型硬科技公司。
格雷厄姆的早中期投资策略虽然跟费雪差异很大，但是到了晚年，他也转向了费雪路线，集中并长期持有GEICO保险公司。
格雷厄姆后来总结道，买入GEICO一半股权带来的利润，远远超过了他一生其它所有投资的总和。
GEICO保险公司，同样成立于大萧条时期的1936年，通过商业模式的创新和聚焦于政府雇员客户群，获得了快速的成长。
1930年代漫长的大萧条里，在看似毫无希望的内需低迷、出口崩溃、人口长期下滑中，以上这些公司却获得了罕见的快速成长。
我们回顾一下，美国当年是如何走出大萧条的？
其一，依靠罗斯福新政，政府通过有形的手，逆向扩大财政开支，让社会保持了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受益的往往是面向政府机构提供服务的行业，比如医疗、教育、基建、公用事业、军工等等。
除此之外，上下游还有很多相关细分行业，比如聚焦于政府雇员需求的GEICO保险。
其二，依靠科技创新，市场通过无形的手，激励创新研发，让生产力获得进步。
由于社会稳定，企业便愿意持续投入研发，最终形成了新产品、新需求、新赛道。
1930年代的重要发明有汽车收音机、彩电、雷达、载人直升机、喷气式飞机、石油催化裂解技术……等等。
正是这些无线电、航空军工、石油化工技术上的巨大进步，让美国在科技赛道上孕育出了新一代的核心资产，并逐渐让风险投资、成长股投资等热潮兴起。
其三，依靠政府领导人，在外交上制定正确策略，收获出口红利。
二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契机。
美国抓住了它，前期不站队，跟同盟国、协约国双方都做生意，军工、医药、食品出口迎来大爆发。
后期在合适的时机介入，依靠1930年代确立的相对于欧洲的科技优势，一举打败了德国和日本，在战后进一步收割了全球出口市场的红利。
二战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可遇而不可求，我们不去过度关注。
即使没有二战，美国最终也能走出大萧条，核心便是“财政扩张”和“科技创新”两条逻辑。
格雷厄姆和费雪，两位股坛宗师，能够最终在漫长的大萧条中走出来，攀上事业的高峰，正是得益于站在了这两大风口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