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2 章
劳动力市场中的其他问题
失业率是衡量经济社会健康的重要指标，但它有其局限性。
官方统计的失业者是指那些积极寻找工作但找不到工作的人，而很多人选择不参与劳动，如学生、退休人员、家庭主妇等，他们并不会被算作失业者。
因此，失业率并不是完全客观的数据，会因人们的选择和环境而变化。
例如，在长期经济衰退中，一些人可能会放弃寻找工作，这使得失业率下降，但并不代表实际的就业情况好转。
21世纪初，美国经济衰退后，失业率上升到10%，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停止寻找工作，失业率反而下降，但劳动参与率也降到了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很多人依靠政府补助生活，而非就业。
在不同国家间进行失业率比较时，情况会更加复杂。
比如，冰岛15岁到64岁男性中超过80%的人都有工作，但在法国这一比例低于70%。
这是因为各国的上大学人数、政府津贴和工作机会等因素不同。
在法国，政府津贴使得老年人更容易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使得法国的失业率统计低估了失业的实际情况。
失业统计数据还需要考虑长期失业和摩擦性失业的区别。
经济学家称之为“摩擦性失业”的现象是暂时的失业，如高中或大学毕业生在毕业时找不到工作，但这是因为合适的雇主和合适的工人需要时间找到彼此。
长期失业则是指失业持续时间长，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长期失业率为9%，但在德国为48%。
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提高会导致技术失业，这种现象并不新鲜。
19世纪初，英国的卢德派曾捣毁机器以反对工业革命对他们工作的威胁。
然而，技术带来的效率提升虽然会使一些人失业，但也会创造新的工作机会。
例如，汽车工业的兴起使得马车行业的岗位减少，但同时也创造了大量汽车生产、维修及相关服务业的工作机会。
虽然最低工资法旨在保障工人的基本生活水平，但它往往导致了大量年轻、无技能工人和少数族裔的失业。
最低工资法通过人为抬高工资水平，使得生产率低于最低工资水平的工人难以找到工作。
相比于这些工人本来可以获得的低工资，失业对他们的打击更为严重。
政府和工会会对工作环境进行管制，包括规定每周的最长工作时间、实施安全条例，以及提供减少工作压力和提高工作舒适度的各种设施。
这些管制带来的经济影响与最低工资法类似，因为更好的工作环境和高工资一样，使工作对工人更具吸引力，但对雇主而言则增加了成本。
更好的工作环境意味着更高的成本，因此雇主在雇用工人时会考虑到这些成本。
工人可能因此得到较低的工资，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在为良好的工作环境买单。
即使雇主之间为了吸引工人而相互竞争，工资的增长仍然会受到工作环境改善成本的限制。
不同国家的非工资劳动成本差异很大。
例如，德国的劳动成本大约是美国的两倍，因此德国的劳动力相对于同样工资水平的美国劳动力更加昂贵。
强制雇主为提高工人待遇买单对政府来说具有政治吸引力，因为政府可以从工人那里赢得更多选票，而不需要自己花费一分一毫。
然而，这些政策会增加雇主的成本，使得延长现有工人的工作时间比雇用新工人更便宜。
加班能够提高生产力，而不需要支付新雇员的培训和福利成本。
例如，2009年《华尔街日报》报道，制造业裁员后，剩下的工人需要加班以满足生产需求，因为加班比雇用新工人更经济。
安全是工作环境的重要方面，因为工人的疲劳不仅会威胁到他们自己，还会影响公共安全。
飞行员、货车司机、火车职员的工作时间受到法律限制，以减少事故风险。
童工法保护未成年工人免受危险工作的侵害，但这些法律在现代社会中有时显得过于严格。
例如，一些法律禁止青少年在安全的办公室工作，这样的法律更多是为了防止青少年与成年工人争夺工作岗位。
不同国家对工作时长的规定差异很大。法国的标准工作时间为每周35小时，并要求雇主支付带薪休假。相比之下，美国没有强制规定带薪休假和标准工作时长，因此美国工人的年工作时间远高于法国工人。
缩短工作时间被认为能够增加就业，但实际上强制缩短工作时间往往会提高小时工资，反而减少雇佣人数。欧洲国家通常有更多的带薪休假，这种慷慨的法律导致了高失业率。
比如，西班牙的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年轻工人的失业率甚至达到50%以上。
政府提供的福利会使许多人没有必要工作。
丹麦的单亲妈妈可以领取高额福利，这导致很多地区的失业率高于就业率。
失业率是衡量经济健康的重要指标，但其统计存在局限性。
官方统计的失业者是指那些积极寻找工作但找不到工作的人，而许多人选择不参与劳动。
长期失业导致一些人放弃寻找工作，使得失业率下降，但并不反映实际的就业情况。
失业率应结合劳动参与率进行分析，以更准确地反映经济状况。
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提高会导致技术失业，但同时也创造了新的工作机会。
例如，汽车工业的崛起使得马车行业的岗位减少，但创造了大量汽车生产、维修及相关服务业的工作机会。
技术进步虽然会短期内影响某些工人，但从长期来看，对整体经济和就业有积极作用。
政府和工会对工作环境的管制增加了雇主的成本，使得雇佣决策更加复杂。
虽然这些政策初衷是提高工人的待遇和安全，但实际效果往往导致高失业率和经济效率的降低。
因此，在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时，需要平衡工人福利和经济效率，以实现更好的社会和经济效果。
在一些最贫穷的国家中，工作环境是最恶劣的。
这些国家的工人无法以降低薪水来换取更好的工作条件。
欧美国家通常严厉批评跨国公司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工厂，因为这些工厂的工作环境不符合西方标准。
然而，实际上，欧美的富裕工人是用更高的收入购买了更好的工作环境，就像他们购买更好的房子和衣服一样。
如果第三世界国家的雇主因为法律或公众压力而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那么增加的成本将导致雇主减少雇佣人数。
这与高于市场供求决定的工资水平导致失业的效果类似。
例如，柬埔寨的一名《纽约时报》记者指出：“柬埔寨工厂的工作机会非常抢手，工人通常需要用一个月的工资来贿赂内部人员才能够得到雇用。”
显然，这些工作特别受欢迎，因为跨国公司支付的工资通常是当地工资的两倍。
柬埔寨的跨国公司工厂的工作环境虽然比不上欧美，但与当地其他工作选择相比还是要好得多。
比如，一些柬埔寨人以拾荒为生，在垃圾堆中翻找，环境恶劣，收入也低。这位《纽约时报》记者描述了当地拾荒者的艰难生活，其中一位名叫涅普·沾达的年轻妇女每天仅能挣75美分，而在服装厂工作则能每天赚到2美元。
虽然在第三世界国家工作的工资和环境不如欧美，但随着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进入这些国家，当地劳动力逐渐熟悉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工人的生产率也在提高。
结果是，跨国公司之间为了争夺这些工人展开竞争，从而提高了工资水平和改善了工作环境。
2013年，《经济学人》报道，中国和印度的工资每年增长10%到20%。
跨国公司为获得工人而竞争，不仅影响了这些公司的员工工资，也提高了本土企业员工的薪酬水平。
2006年，《商业周刊》报道，中国一家本土的空调压缩机制造商由于员工跳槽到跨国公司而面临高离职率。为了留住员工，该公司不得不改善工作条件和提高工资。
这种竞争压力也促使了工作条件的改善。
例如，2012年，《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某工厂的工人从坐在“绿色塑料矮凳”上变为坐在“高靠背”木椅上，以减少背部酸痛。
这种竞争带来的改善是因为工人有了更多的选择，而政府强制提高工作环境则可能无谓地增加用工成本。
市场竞争带来的工作条件改善，是因为工人具有更多选择权，雇主为了获得更高生产率的工人而改善工作环境和提高工资。
而政府管制无谓地提高用工成本，只会减少工人的选择空间。
自由市场不是零和博弈系统，随着工人获得更多的人力资本，他们、雇主和消费者都能同时受益。
然而，亚洲各国的政治家试图通过最低工资法提供较高工资，这只会阻碍自由市场的进程，产生诸多问题。
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舆论也在推动第三世界国家工作条件的改进。
例如，2013年孟加拉国工厂坍塌事件导致1000多名工人死亡，这类悲剧给跨国公司带来了国际舆论压力，要求提供更安全的工作条件或撤离那些不执行安全标准的国家。
然而，这些压力也推动了提高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和组建更多工会，提倡者通常不考虑背后的成本及对就业的影响。